北京外来工子弟生活追踪:无法高考理想不断妥协

加肥猫

日前冯博询问了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小升初的问题，正好看到《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报道，虽然有些主观成分，但我觉得感情很真挚，反映的问题也很全面，涉及了地乡差异、青年成长、以及中国式的教育培训等很多个领域的问题，为他们打开了一页北京低层民众真实生活的画卷：

里面的一句评论我很喜欢：

“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为何难以向社会上层流动？” 为什么的原因似乎我知道，但如何能改变这种现状我也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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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外来工子弟生活追踪:再回老家生活不习惯

        在北京至少以数十万计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许是个幸运儿。过去7年里，他在同一所学校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毕业。
　　“也挺想在学校多停留一会儿的。”9月1日，我和他坐在北京东四环之外的咸宁侯村里，他低头摆弄着双手，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不久之前，他已经正式“走入社会”，眼下正在一个修车铺里当学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梦想着“考个大学”；一个多月前，他仍计划着“上个职高”；可眼下，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这些了。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的感受，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也……有点儿失望。”他始终低着头，时髦的斜刘海儿挡住了双眼。
　　“最后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对我说。
　　我一时语塞。与他聊天，我常常忘记眼前身高1.8米的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普通话让我有点儿恐惧
　　时间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还是老家村里一年级的小学生，“生活”对这个小男孩而言简单而快乐。每天下课后，他和堂弟一块儿打滚，堆泥巴，偶尔还偷偷去赶集，去看为死人摆的戏台。
　　他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乐陵市大孙乡。一天，妈妈留下一句“爸妈串门去，五六天就回来”，便离开了家。他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却等了大半年才见到爸妈。“走，带你到北京玩去。”返乡的爸妈把他带上了开往北京的汽车。
　　北京在哪儿？高俊琪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是电视上重播国庆阅兵仪式时的天安门。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到处都漂亮得“像天安门似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到达的是北京城边上的一个村子。
　　这村子位于北京正东边五环之外的通州区。尽管差不多也是农村，可比起“净是地，净是河”的老家，高俊琪仍然感觉新的村子“好玩多了”，有卖零食的小商店，还有每天来来往往的生面孔。
　　经过本地房东的牵线搭桥，爸妈“啥也没弄”就让高俊琪进了一所公办小学当二年级插班生。他走进了一间通亮光鲜、墙壁雪白的教室，头一回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桌椅。在老家，孩子们每天搬着小板凳去上课，课桌是大家一块儿用的长条桌子。
　　“不是说北京教育好点儿吗？即使不在城里头，靠边的也比我们种地的强啊！”刚刚在通州落了脚的俊琪妈妈颇感欣慰。
　　但儿子感觉不自在。第一堂英语课，大家一块儿玩游戏：老师念出英语单词，小朋友们要举起对应的单词卡，做错的要被罚站。从未学过英语的高俊琪一头雾水，每一回他都慌张地模仿身边小朋友的举动，凭着小机灵蒙混过关。
　　挑战更大的“外语”，是日常的普通话。高俊琪只懂得山东话，听着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全讲着一种陌生的语言，他不知怎么心里就“有点儿恐惧”。有一回，一个高年级的本地同学跟他说话，他还一下子被吓着了，觉得对方“语气特别冲”，似乎在命令自己。
　　他说起话来，别的小朋友也听不太懂。常常是他一开口，大家就笑。他用老家的话问一句“你买嘛”(你买什么)，那个狠狠的“嘛”也会让别人误以为他在骂人。
　　一家人第一次去天安门时，在陌生的城里到处问路，可路人似乎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爸妈最后只能捧着北京地图，凭手势告诉别人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时候跟生人说话特别扭。”高俊琪笑着对我回忆道。在北京生活了这些年，他的乡音已经消失，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偶尔调皮地模仿一句“大爷，您吃过了吗”，还京味十足。
　　当时，小男孩暗地里下功夫。他总是留心听村子里的本地孩子说话，把别人的发音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下次开口一定也要这么说。”可有些时候，他一张嘴又带上了乡音，心里就特别尴尬。
　　在学校里，他隐隐感觉凭着自己的口音，或者自己的穿着，别的小朋友轻易就察觉出自己的“不一样”。这所公办学校里几乎没有其他外地孩子，高俊琪总感觉与别人有距离。
　　“你别扶墙啊，扶墙让你爸妈来刷漆。”一次课间，他站不稳扶了一下墙，一个同学马上这样警告他。这又提醒了他的“不一样”，爸爸当搬运工，妈妈当保洁员，而其他同学的爸妈可以“在大商场里工作”，或者凭着自家房产来收租。
　　他还细心地留意到，与自己家租住的“睡觉、做饭都在一块儿”的小平房不一样，许多本地孩子都住在两层小楼里，家里“卧室、厨房分得特别清”。
　　高俊琪一天最快活的时光，是下课后跑回村里，与三五个同样来自外地的孩子疯玩，爬果树，扔石子，拍扑克牌。他们接受了自己与本地孩子的“不一样”，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圈子，“不跟他们玩”。

　　我学会了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高俊琪在这所公办小学里只上了一周的课，在这个村子里也只待了十几天。很快，爸妈跟着相熟的老乡，搬到了位于朝阳区的咸宁侯村。比起通州来，这里离天安门更近了些。
　　“反正哪里都有学校嘛。”搬家时，俊琪妈妈心里想。可在陌生的咸宁侯村，高家的新房东与这里公办小学的校长“说不上话儿”，要入学得交两三千元的费用。夫妇俩当时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2000元，所以马上打消了进公办的念头，把目光转向了民办学校。
　　“那儿一学期学费四五百块，饭费也便宜，他们还到村里头接孩子，上完课再送回来，多好呀！”俊琪妈妈还记得，那时每到开学前，许多民办学校就在村里“弄个桌子招生”，她最终为儿子选定了离家20分钟车程的京华希望学校。
　　在这个新学校里，二年级还没读完的高俊琪成了三年级的插班生。这里的教室，“不亮堂，墙上老掉漆”，每个小朋友也有一套桌椅，可木桌子上“尽是小洞”，木椅子“一坐就晃悠”。房顶是瓦片搭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一群小朋友这时便“哪儿不漏往哪儿挤一点”。
　　但他却感觉，新教室更自在。同学们都是外地来的孩子，说着五湖四海的方言，同样说不好的是英语。很快，他就找到一个死党，“小胖子”。“小胖子”是河北人，跟着“做卷帘门”的爸妈来到北京。他口才好，课间最爱给大家说笑话，一群同学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
　　可四年级的春节刚过，“小胖子”突然不来上课了。高俊琪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已经跟着爸妈搬走了。
　　高俊琪自己离开通州的村子时，也跟“小胖子”一样，事先毫不知情。后来他跟着爸妈返回通州收拾余下的家当，一心盼着还能见到原来的三五个伙伴，没想到那些孩子也已经像自己一样，跟着父母漂到了别处。
　　过去7年里，高俊琪记不清由于房东加租或收回房子而搬了多少次家。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再也没离开咸宁侯村，他也无须像其他打工子弟那样，频繁地更换学校。
　　可在他一直就读的学校里，分离却从未间断。每个春节过后，班上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离开，新的面孔一个接一个陆续到来。
　　“明年你还会来吗？”春节前，高俊琪总会记着问伙伴们一句。大多数孩子总是爽快地回答：“会来啊！”可实际上，答案并不由这些孩子来决定。春节期间，他们的父母回老家后常常有了新的打工计划，来年便带上他们移居别处。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离开。”高俊琪对我说着，语调慢了下来，眼睛一直看着远方，“那时候，就怕开学时见不到原来的朋友。”
　　实际上，不仅是学生，老师也不断来来往往。高俊琪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他一共换了7次班主任。“老师一换，感觉那课堂就陌生了，讲课的方式不一样，头几节课很多人听不懂，老师就问我们怎么讲课才能听懂。”
　　感觉孤单的时候，他就趁父母打电话回老家时，与堂弟聊几句。“来天安门玩吧。”他总是这样对堂弟说。一直在老家念书的堂弟通过网络看过许多天安门的照片，却一直没有到过北京。
　　“我走了之后，他认识了好多好朋友，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快乐。”高俊琪的语调变得更慢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去7年里，他身边固定的朋友寥寥无几。与他一路同窗的，只有一个男孩，那是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今年6月中旬毕业后，同学们四散离开，这个最好的朋友也返回老家安徽阜阳打工了。
　　“原来朋友就特少，现在就更少了。”他说。
　　“那……你会不开心吗？”刚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还挺开心的。”他却突然孩子气地笑了，“我学会了如果没有朋友在我身边，我就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六年级的时候，京华希望学校接受南都基金会的捐助，改制为一所民办公助的公益学校，同时改名为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
　　什么是新公民？高俊琪至今记得，校长曾在校会上充满激情地解释学校的新名字：“这意味着以后不分外地人、本地人了，你们是这个城市新一代的公民。”
　　一年之后，高俊琪原校升读初一。不久，老师就告诉初一班级的“新公民”们，他们不能在北京升读高中和参加高考。老师还说，考虑到北京和外地在教材及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如果希望将来考上大学，最好尽快回老家念初中。
　　班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讨论该如何选择。
　　“妈，我想回老家念初中。”在心里考虑了好几天后，高俊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爷爷奶奶要下地干活，回去谁管你？他们岁数也大了……”妈妈急着拒绝。
　　在母亲眼中，高俊琪还是那个“上房顶、爬墙头”的野小孩，“哪个孩子惹着他，他就跟谁打架，村里的孩子都怕他”。爷爷那时候曾语重深长地劝告：“这孩子你打小不管，长大了就是黑帮老大呀！”
　　高俊琪可不这样看自己。一年前，成绩名列前茅的他被老师推荐加入学校新成立的学生会纪律部。每逢早读、课间和午休，他就戴着写有“治安”二字的袖章到各个角落巡逻，和几个同学一块儿管理着学校9个年级的纪律。
　　不过，他从没跟母亲提起这些。即便后来初三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妈妈也只是从别人嘴里才知道这个消息。和许多同龄孩子一样，他嫌妈妈“磨叽”。
　　他14岁了，渐渐有了主见。到天安门玩，他不再跟着爸妈去，而是喜欢与同学结伴去。通常，他一大早就出发，在村子里的小吃店吃上一大顿早餐，再背上一些干粮作午饭，然后与同行的朋友在城里玩到傍晚才回来。
　　这一回，他试着为自己做一个更大的决定，没想到却被突然击退。他于是故意躲着妈妈，拒绝和她说话，还坚持“不给她炒菜”。往常，妈妈下班回家晚了，晚饭都由他负责。直到几天之后，做卸货工的爸爸休假回到家，母子间僵持的气氛才在一家三口的饭桌上得以缓和。
　　但高俊琪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到了初二，眼看着班上陆续有同学返回老家，老师也不时提醒“晚了回去就跟不上了”，他更加坐立不安。
　　“妈，你让我回去上吧，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初二那年的春节前夕，高俊琪突然这么说。
　　听到这话，母亲愣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的儿子“像个大男人一样”。这个只念过小学一年级、基本不识字的女人并不是不知道，儿子口中的“前途”意味着什么。
　　原本在老家时，她根本“不把上学当回事儿”。但在北京呆久了，她渐渐也“梦想着”儿子能上个大学。“你看人家考上大学多好呀！”“人家上班多轻松啊！往办公室一坐，还不累。”她常常听工友这么议论，时间长了也受影响。
　　那年春节，高俊琪带上自己的书包回了老家。
　　可一到老家，父母又动摇了。老家的人说，这几年也有孩子从外地返乡读书，原本在外地学习挺好的，可在老家没父母管教，时间长了就学坏了，有些孩子甚至为了到网吧上网，“去偷，去抢，还打老师”。
　　“村里坏孩子太多了。”一个邻居这样分析，“而且你们这条件，要是他考上大学，上得起吗？”这话说到了高俊琪父母的心坎里，他们猛然意识到，“一年上万块”的大学学费，这个家实在难以支付。
　　“在我们身边成不了才，至少能成人，至少学不坏，你说是吧？”爸妈这样劝说儿子。
　　高俊琪开始沉默。生活没人照料怎么办？自己学坏了怎么办？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怎么办？“要是这些真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呀？”他不断问自己，越发觉得难以应对。最终，他又拿起书包，跟着爸妈回到了北京。从此，他再没提过回老家念书的事情。
　　“我心目中的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觉得大学意味着自己的前途，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在一封电邮中，高俊琪这样向我描绘他心中的大学。
　　“远大的理想”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这个从小喜欢玩具车、不仅爱玩还爱研究的少年只是模模糊糊地幻想过，在大学里学一门与机械或汽车有关的专业，将来“可以设计汽车”。

还是出来了好，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我们想得很开的。”在游人如梭的天安门广场，我和高俊琪边走边聊，16岁的他用一种类似中年人的口吻说道。
　　他说的“我们”，指的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对于不能在北京升高中参加高考，同学们几乎没有什么怨言，“大家只是讨论怎么办，很少讨论为什么”。
　　对天安门及周边，高俊琪如数家珍。一路上，他抑制不住地为我当起了导游。
　　“这个你要看吗？杨贵妃展览，不过里头东西特少，就几张图片，我老早看过了。”“要不在这儿坐一下？这小公园挺好的，小时候玩累了，我就坐这儿休息。”过去7年，他保持着每年都来这里的习惯，一般每年来三四次，至少也得来上一次。
　　“这儿特漂亮。”在天安门前，这是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带着欣赏甚至珍惜的眼光，观赏这里的一草一木与宏伟建筑。“天安门就是北京。”他用力地说，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这儿是中国的象征。”
　　“这儿不准卖冰棍，逮到了要罚100块的。”一个女人捧着“北京老冰棍”的纸箱子在我们面前快速走过时，高俊琪向我介绍道。
　　“他想偷偷进去卖国旗，被逮着了，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还罚点钱，一天就白干了。”一个男人撩起了裤腿，长筒袜子里塞着一捆小国旗，正被几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盘问。
　　在街心花园里，扫地的清洁工人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一天到晚不能休息，即使没有垃圾，也要一直走来走去，走完8小时。”
　　在这个少年眼中，天安门随处都是与自己的家庭境况相似的人。走在这个熟悉的地方，他却始终明白，自己是个“外地人”，或者“老家的人”。
　　“本来就没有北京户口，就算可以在这里上高中，也不能参加高考吧。”他平淡地说。他并不知道当下社会正热烈地讨论打工子弟在北京的教育问题，以及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为何难以向社会上层流动。“国家都需要制度才能管理吧。”他一脸严肃地表达对户口制度的理解，“不然就乱套了。”
　　可最近这几年，这个“老家的人”回到老家，却开始有些不习惯了。前年他回去过春节，呆了没几天就忍不住抱怨。“这儿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晚上黑乎乎一片，大街上也没灯。”妈妈记得高俊琪这样对自己说。他吃不惯老家的棒子面，帮忙做饭的时候，因为用惯了煤气炉，也不再习惯拉风箱烧柴火。
　　事实上，在老家，“家”早已不存在了。前些年，一场大雨后，土房子被冲塌，他们一直漂泊在外，至今没有修葺。返乡时，一家三口就在爷爷奶奶家的木板床上挤着睡。
　　更微妙的变化是语言。在北京呆久了，高俊琪说的山东话“没以前溜了”。尽管他感觉还是“说老家话亲切点儿”，但一听到别人说普通话，自己的普通话也就“被带出来了”。他妈妈发现，孩子在老家“说普通话比说老家话多”。
　　“一听到我说普通话，大家就笑。”他告诉我，有时候也感觉会说普通话的自己是“半个北京人”了。
　　对老家人的这种笑，俊琪妈妈深有体会。“你到北京也就是打个工，也没当官，也没发财，还出洋相了你，不说家乡话……人家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要是你混好了还行……”她偷偷告诉我，她还没出来打工时，也曾在心里这样嘲讽从外地回来的老乡。
　　与遍布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村子相似，他们老家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村子里几乎只剩下老人。这些年轻人离家后渐渐都把普通话说习惯了，可一回到老家，仍然要“忌着点，别把外头的话带出来了”。
　　高俊琪似乎还读不懂大家的笑。“可能他们自己不会说吧，觉得有趣。”他这样猜测。
　　与上了年纪的人不同，小他两岁的堂弟一直想学好普通话。春节时，他常常让高俊琪跟他用普通话对话。
　　“还是出来了好。”与堂弟的生活相比，高俊琪这样想，“毕竟我知道了北京的习俗和文化，懂的东西比他多多了。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
　　可如果时间退回一年多前，高俊琪大概没有这么肯定。
　　回老家念书的想法彻底受挫后，他在心里“难受了好一会儿”，却很少对别人说起。他当时的班主任项阳记得，高俊琪每天来到学校都“笑呵呵的”，看不出心里有什么烦心事。只有那么一次，他无意中与高俊琪聊起了学业前途，感觉这个学生“脸上突然有了异样的表情”，“似乎在惋惜自己”。
　　大约从初二下学期开始，班里越来越多同学退学去打工，或因行为问题而被学校开除。在咸宁侯村里，与高俊琪上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还有4个男孩，到了初二，其中3个“混帮派的”都陆续离开了学校。
　　到了这个学年的末尾，班里只剩大约一半的学生，同一年级的两个班最终在初三时合并为一个26人的班。散漫的气氛逐渐蔓延开来，每回上课，听讲的不到一半人。
　　进入初三，高俊琪开始担任校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兼任班长。对自己的前途，他渐渐有了新的打算。他希望毕业后去职业高中继续读书，以后再一步步通过自考或成人高考获得学历。
　　有一阵子，他也考虑过体育学校。“他说过想去上体校，咱上得起吗？”他妈妈这样对我说。上体校据说“一年得花好几万块”，这样的开销对她是天文数字。平日儿子打篮球，一个多月就要穿破一双20多元的布鞋，她已经有点儿心疼，不时唠叨几句。
　　在北京打工这些年，高俊琪的妈妈换过好几份工作，却都没离开过保洁这个行业，爸爸则一直跟搬运、卸货打交道。眼下，夫妻俩每月收入加起来大约3500元。
　　与我见面的时候，高俊琪穿着一条20元买的黑色运动裤，身上的衣服显得不大合身。“这是去年买的，一直压着没穿，只穿过一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这几年长得快，初一时还是一米六几的样子，到了初三，个儿就蹿到了1.8米。
　　在老师的记忆中，这个学生总穿着同样的几件衣服。有一阵子碰上大热天，老师发现他天天穿同一件衣服，忍不住提醒：“你这衣服要不要也洗洗了？”“我妈妈每天晚上给我洗，第二天就干了。”他答道。
　　这个少年很清楚家里的条件。他记得第一次去天安门时，自己曾幻想住得离天安门近一点，却从来没对父母提起过。他心里明白，“那太不现实了”。
　　上体校的想法也不太现实，高俊琪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最喜欢干啥呢？”眼看着儿子快要毕业，妈妈整天在耳边唠叨。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别磨叽了。”一直犹豫不决的儿子被说得烦了。
　　“那就学修车去吧！”最后，常年在外头跑的爸爸说。在家里，他见识最广。在他看来，学好修车，儿子就有了一门手艺，不用像自己那样光靠力气干活。
　　对于修车这一行，高俊琪并不反感，他随即锁定了新的目标——去职高读汽修专业。可直到初中已经毕业，他依然没有找到一所适合的职高。在北京，职高通常开设针对服务行业的专业，极少有汽修的。
　　一直到了7月底，他才通过网络搜索到一所专门培训汽修技术人才的学校。可一去报名，“一年一万块”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
　　“要不找个修车铺跟师傅学？那样省钱，还学得快。”回到家里，父母这样跟孩子商量。
　　高俊琪接受了。

　　那儿丢人，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啊
　　父亲在离家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找到了一间老乡开的修车小店。从8月中旬开始，高俊琪去跟着师傅当学徒工。
　　第一天，他特意穿了一身干净衣服去见师傅，可一天下来“全身都是油，怎么也洗不掉”。第二天，他就换上了破旧衣服在店里忙碌，但路上往返时还是要穿着干净的衣服。
　　“他这是怕丢脸。”他妈妈说。做母亲的留意到，过去一年里儿子开始要面子了，他甚至主动要求为自己多买一身夏天和冬天的衣服。有电视台去他家做采访，高俊琪千叮万嘱让妈妈“把家里收拾得干净一点儿”。
　　原本，他刚上初三时，父母曾动摇过，打算让孩子回老家念书。但那时候回去，高俊琪很可能要“蹲一级”才能跟上进度，考上高中。“我现在比老师，甚至校长都高了吧。”他嫌留级丢脸，最后拒绝了。
　　不久前，房东把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子收回重建。“这样拆迁时他们能拿到更多赔偿，这几年家家户户都把房子弄得更漂亮了。”在咸宁侯村里，高俊琪向我介绍着，我俩的跟前是他曾经的家。
　　他们至今没有找新住处，只是盼望旧房子翻修后，“房租不会涨得太多”。高俊琪的爸爸常年在外头跟车跑，极少回家，高俊琪和妈妈近来在不同的亲戚家借宿。
　　“天生你就生在农村，你赖谁呀？只能靠自己去改变了。”我试探着问他是否曾埋怨家里的条件，他爽快地回答。
　　“怎么样才算是改变呢？”我又追着问。
　　“改变就是……自己事业上能好点儿……找的工作比北京人低一点，级别上，但自己多付出点努力，挣钱能多一点的那种……”他努力地寻找着各种词语，又不自觉地摆弄起手指。
　　偶尔，他也会想起在老家念书、成绩优异的表姐。表姐明年高考，目标是中国传媒大学，那里离咸宁侯村不远。“我羡慕她有这个理想，她朝着去奔，可能就会实现。”高俊琪低着头说，10只手指被他更加夸张地捏来弄去。
　　“她现在天天起来就对着书，倒下做梦了还是书，其实她不是直接去干她喜欢干的东西，她得考上了才能去干。”过了一会儿，他又这样说，仿佛在安慰自己，语气却越来越坚定，“我的理想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走，我喜欢一个东西就去学它。”他一直坚持说，修车是他自己选择的，也是他所喜欢的。
　　就像许多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想象若干年后的美好日子。“五六年后我也可以当师傅了，到时候也找几个徒弟，自己就轻松了。”他淘气地笑着，开始向我介绍他的创业计划：学成之后打几年工，然后在北京靠边的地方找一个便宜的门面，自己开一间修车铺。那时候，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偶尔进城“去天安门玩”。
　　我让他带我去看看他学修车的小店，没想到高俊琪却突然显得很为难。“去那一块儿呀，咱们不去了吧，太远了……”“那边特别乱，师傅不让看的……”“我带人过去，他就不让我学了……”他吞吞吐吐地找出各种理由。
　　一开始我不明所以，摸不着头脑。几番恳求后，他最终涨红着脸，极不情愿地说：“去那儿丢人，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