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打工之友

城乡一体化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大年初五，我亲往朝阳区的东坝建材城下车后，路边有一买水果上年人，我问，师傅，请问腾龙学校怎么走？想了半天找不到，因为我是这几天才到这儿来买的，我不住这里，不太清楚。却来了一个骑自行车年轻说，我知道，我正好下班回去，我带你过去吧，你坐上来吧，我不住那边，但我可以送你过去。

身在他乡，还是外地人好。我们从750路公交车总站东坝建材城出发，约有2公里的路程，我问，师傅哪里人，河南的；这边拆迁不少，有什么办法呢，政府为大，想拆就拆；怎么有的拆了有的又没拆呢，拆了是面积少的，政府又鼓励凡是先拆的给予奖励，没拆的是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要被拆，你能抗得过政府，最后强行拆迁，不拆也得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不加这几天班后，马上就要回家去，孩子没地方读书，只好送回老家去……

很快就到了，我说，谢谢你呀，回去吧，我就在这附近看看。

学校大门紧关着，透过门缝可以看到里面的过道、操场等地方全部被盖上了临时的顶棚，空无一人。我顺着道往里面走，惊奇的发现拆迁组还在办公，奇怪的是拆迁组的楼上也在疯狂的加盖简易的顶棚，包括拆迁组的旁边也不甘落后（如图）。走到头后，我只好拆回来，又碰上刚才那位年轻人，他主动说，来吧，我又带你出去。我说，我不去公交车站，我想去蓝天实验学校；那我带你过去吧，自行车方便，而且我在这里生活了六年，对这一带都非常熟悉。

就这样，我很顺利的去看了蓝天、育英学校，以及又去了东五环市场，到处都在拆迁。但到处又在不分日月星辰盖房，似乎在进行比赛一样，是拆迁快还盖房快。

初六又去了崔各庄，到处一片狼藉，过度拆迁，惨不忍睹，用超级疯狂都不为过。不仅仅是学校，凡是能见天的地方都不让它见天，当地人不分白天黑夜的疯狂加盖，连拆迁组的楼上也在加盖，拆迁组的旁边也不甘落后，围墙上或围墙边上都盖上了房，厂房马上变成两层，连水塔、过道都不放过，孩子们失去学校，以及自己居住的地方。

结论：

暴利引来了暴力拆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房地产制度，特别是产权虚置而模糊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使得开发商便于掠夺土地，获得不正常的超额利润、巨大的利润，极大地诱发了人性中的邪恶。此次的《条例(征求意见稿)》在网上公布的前后一个月之间，就像《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一样，目前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等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不下20个镇、乡、村在进行近乎疯狂的拆迁，更为疯狂的是在即将拆迁绝大多数北京居民不分昼夜却在新建房屋，以便获取更多、高额、暴利的拆迁补偿费。而受到影响和破坏最大的却是流动人口，特别子女上学问题再一次被侵犯。

还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土地的快速升值，在房地产开发狂潮中产生并形成的房地产利益集团无人能撼动，他们已经成为拥有巨大博弈力量的强大利益集团，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无论出台多少具体的法律，都很难制约他们的行为，维护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利益，成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的最高利益准则。

疯狂的GDP崇拜以及房地产财税体制，使得经济增长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只要经济增长，财税增长，不管公民的权益如何受到侵犯，都不重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来自于房地产业的份额约占40%－60%左右，也使得地方政府尽快加速房地产的开发，以出政绩。严重扭曲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也使得他们不惜代价支持房地产的发展。

再加上司法不公正不独立，守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失守。尽管宪法、刑法、民法等法律已经规范了对公民财产和人身的保护，但是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司法系统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职守，变成房地产利益集团的一部分，通过选择性执法和选择性不执法。维护了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而被拆迁户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则雪上加霜。

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同胞：

（转自：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95843《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于建嵘在北京律师协会的演讲》，于2009年12月26日北京财政部礼堂）

我最近反复讲一个故事，我在台湾访问的故事。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访问，请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他们给我15天的吃住玩。当时我提出来，我说能不能这样，我做完演讲之后，你给一张地图给我，你再派一个司机，我说到什么地方，你就开车到什么地方，按照地图走行不行。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看一下，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他说没问题，我们台湾你可以随便看，我们老百姓想什么你随便问。但是我说还有一个，你要派个买单的，因为要包括吃包住嘛。（笑）没问题，派个买单的。

我演讲完之后，他们就开一个车，我说到什么地方，就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笑）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笑，掌声）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笑，掌声），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我说有可能，他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有可能。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笑）。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啊（笑）！但是我我不甘心，我还要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人家告诉我：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这么个结论。我今天讲台湾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我到过很多国家，我问了他们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基本结论逻辑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讲台湾？因为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我们经常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我们中国，没关系，你现在不是说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明天说台湾骂马英九了，没关系，台湾的基层社会十分地和谐稳定。

我到了台中地区，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一个种花的老农。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人。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饭，我们不在家里吃饭，我们到镇里面去下馆子去好不好？我说好啊，下馆子当然很高兴啊，但是不要让我买单。他说怎么能让你买单啊，当然不让你买单。他就开着车带我去，他开着汽车，后面放着花，前面是坐人的，我们就走，走了两百米左右，我说停下来，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们走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走，没关门啊，我们大门没关，小门也没关啊，没关门，不行。他说没关门怎么不行啊？我说东西在家里。他说没事，我们家里装了电子摄像头，来了什么人，对着电子摄像头说一下，我就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我回来他还给我就行了。我心里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恐怕电子摄像头都没有了（笑，掌声）。

所以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不可能呢？我想来想去，想一个社会为什么它是和谐的？首先它的产权是明确的，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要是我的又是你的。中国产权明确吗？不明确。今天我们去问，假如地方官员给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我们中国老百姓肯定不敢说不可能。你出去买馒头的时候，房子没有了，这些不都发生了嘛。我们哪一个农民敢说这句话，说我的土地他不敢卖我的，谁敢说？没有一个敢说。只要想一个办法，你那个土地就没有了，而且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想拆你的房子，你不同意我就想一个办法，说你是非法建筑嘛。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很难说这个产权就是我的。

前不久不是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嘛，广西一个信访办主任成了上访的，他的房子被拆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哪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的权利完全得到保护了吗？你不敢说，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明确的权利，因为人家可以想一切办法，把你的合法权利变成非法权利。

其实发生纠纷不可怕，现代社会都发生很多纠纷，但社会和不和谐，要有一个权威的司法机构。西方也好，台湾也好，你说发生纠纷怎么办？人家告诉你到法院去告他。我们老百姓会说吗？我们老百姓不会说，你说到法院去告他，老百姓一律说法官怎么能相信呢（笑）？相信不得的（鼓掌）！问我们律师能相信吗？他说律师也不能相信（笑）。因为我们没有能将法律作为我们一个底线，没有这么一个制度啊！那么老百姓就想，我不管你法院怎么判，我就上访！上访又能相信吗？也不能相信。有一个美国人叫茱莉，她就是一个到北京来上访的洋人，为了她中国丈夫的事。她到我家里去访问我，向我请教。我就问她一个问题，你在美国怎么办？她说我肯定到法院去告。我说那你怎么在中国要上访呢？她说因为中国的法院不听话，不听中央的话，所以我直接到中央来告，希望中央让它听话。我说你告的有效果吗？她说没有效果，我不告它还不抓，一告把老公抓了。因为一告之后，地方政府说这个问题麻烦了，一定要把它做实，做成铁案，所以把他判了。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司法制度。

再次，我们有真正的代议制度吗？我们也没有。今天在座的律师，我们有几个人真去投票选了我们的人大代表吗？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代表是谁，知道也没有用。人家说我又不是你选出来的，我只知道三个代表，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三个代表啊（笑，掌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代议制度不健全。

最后，我们有开放的媒体吗？我们也没有。不要认为今天的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空间，那个互联网是人家没有办法啊！如果有办法，人家连互联网都希望不要啊！现在新疆不是没办法上网了嘛，你们法律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贺卫方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在石河子。他告诉我，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联系，短信收不到，上网上不去，怎么办呢？我说谁叫你被人搞到石河子去了。

我们常说，现在我们开放多了，但这是科学的原因，不是政府本身的原因，不是由于它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地方政府说你批评我吧，有些当官的说你们批评我吧，你真的敢批评他吗？你说些不疼不痒的事情他做做秀可以；真正批评他，你马上下岗，你马上被跨省追捕！所以我想来想去，一个和谐的社会它应该要有明确的产权，有权威的司法结构，真正的代议制度，要有开放的媒体。

由于我们今天都很难做到这些，我特别感觉到法律的重要。（放PPT）这是我18号在苏州做演讲的时候拍的，街上出现的一副“打倒无法政府”的标语符号。什么原因？拆迁。这个无法政府很有意思，没有法律的政府。老百姓现在不说腐败政府，说它是无法政府。在我心目中，法律可能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所以我反复讲，我们的司法能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底线呢？我认为我们的司法应该成为我们的底线，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的司法现在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司法地方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司法由利益集团控制越来越明确。政党兼理司法，这是你们的魏汝久律师他的观点。“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这是你们法律界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的话，跟中央领导讲课的一个人的话。他讲完课不久，中国政法大学请我去给学生做演讲，讲土地问题，讲完之后本来要走了，学生提了一个想法，说于老师你能不能对我们政法大学生提一点建议。我说我又不是名人，又不是国家领导，我提什么希望和建议呢？学生说你提一提吧，我说既然让我提，我认为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在中国这个政府已经失去了部分合法性的国家，在中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已经趋于瓦解的国家，我们法律人士要守住法律这个社会的底线，守住了社会的底线，就守住了社会的未来，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守住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掌声）

扇舞丹青

这总让我联想到圈地运动——"羊吃人",现在……唉~无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