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云南公益嘉年华的发言，主题是公益反思。一位不知名的网友根据NGOCN的现场直播整理出了一篇博客，我在此基础上对文字进行了少量修饰，整理如下：
参与公益七年，我的几点困惑：
一、得到服务的总是少数。我们在07年做过一个调研，发现30万所乡村小学中，只有不到7%得到过公益组织的某种程度服务。这个现象相信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原因是什么？是NGO数量太少？还是我们的服务模式、动员模式无法动员和服务更多的人？
二、我们只关注社区生病的时候。以玉树为例，说起玉树，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地震受灾，但其实，玉树在受灾前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和资源。乡村教育也类似，说起乡村学校，我们的第一反应总是贫穷、无助，却没有看到每位儿童的快乐和天赋。这种外来的、临时的视角背后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它只会带来应急式的、输血式的服务，并且忽略社区自身的能力和资源。那么我要问：这种基于不平等立场的行动或服务能够真正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吗？
三、行动模式的乏味。除了捐钱捐物，就是做志愿者。而我们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志愿者流失现象，很多官方的活动（如奥运、亚运）也在发展志愿者，并用官方的立场重新定义志愿者，它们通过入党、加分等手段吸引志愿者，使得志愿者越来越背离自愿和独立的公民精神。
因此，我们是不是被局限的？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发现，我们的选择是局限的：我们只能关注少数社区、只能关注它们的特殊时刻、只能采取单调而乏味的行动手段。而局限的背后，是不是代表了思维的局限？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被传统的“公益思维”所局限？事实上，公益=公共利益，包括公共服务、公共记录、公共表达、公共文化建设等。但现在，主流却认为，公益=服务，即使我们在说慈善和公益的区别时，公益也只是更持续地做慈善。这样的话，NGO把自己局限和服务群体建立的小世界里，反而无法联结和动员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我们不禁要问，NGO是否已经和公众脱离了？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很多非NGO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更直接的社会议题，并采用了更主动、更创新的行动手段，如拜客行动和记录广州地名行动等。
于是，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NGO似乎离开了公众视野。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我们都没有看到NGO的身影，反而是那些觉醒的公民，通过新技术、新媒体自发地联结起来，真正制造了公众影响。
那么——最后，当我们看到这个风起云涌的世界时——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自己：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政策问题、身份问题，认为政府在把我们边缘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忽略了更严重的问题：我们正在被社会所边缘化？
【本文内容来自新浪微博@NGOCN】
微博其他网友回应：
@郭巍青:这是个大问题。已经反复观察到这种现象了。这是NGO的登记管理制度，以及政府的高压维稳政策导致的后果。
@安猪回复@郭巍青：ngo可以做更多背后的行动知识提炼和传播工作，或者建立一个不以运动为中心而是以社区为中心的联系网络。
@吴晨cleo:过去和现在的NGO，是探索公民社会的先行者，注定要被不完善的制度蹂躏。当我们感到边缘化了应是好事情，如你所说，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非NGO年轻人开始具有响应社会问题，发起社会行动的意识。这些人要么会形成新一代的NGO-没有包袱不被蹂躏的NGO，要么会成为NGO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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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猪是谁？
安猪真名余志海，73年的广东青年，全职公益人士。2000年起利用假期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背包旅游，足迹遍及西南大部分省份及主要景区，2003年参与创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为北京地区的弱势儿童提供教育服务。2004年4月，在一次和朋友的旅途见闻交流中，安猪萌发了为中国乡村教育服务的想法，并提出了”多背一公斤”的活动创意。
多背一公斤，即让每个旅行者在出行时多背一公斤的物资亲手交给偏僻地区的学校与乡村。这就是“多背一公斤”的最初设想。当时的安猪没有会想到以后的故事：从背包客慢慢发展为NGO志愿者团队，然后成为社会企业家。如今，“多背一公斤”得到了众人的关注，其所做的助学活动和快乐公益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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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云南公益嘉年华由云南草根公益支持中心于2011年3月11日主办，是首次尝试搭建云南民间公益组织的交流和展示平台，其环节之一是对云南公益人切身相关的公益话题展开讨论与分享。
发表于 2011-3-27 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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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7 23:2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