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实现公平有多难？（ZT）

加肥猫

作者：文_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6月是中国的高考时节，每年这个季节也都是章冬翠最揪心的时候，从1985年开始，她举家从浙江温州农村搬来北京已经25年了，她自己早已适应了没有户口的北京生活，但她的女儿、15岁的丁璇却无法适应。
从小学开始，丁璇已经在北京读了10年书，无论在哪个学校，一直都是各类考试的第一名，因为学业优秀，她的父母并没有让她像大部分外地同龄孩子那样中途辍学，而是选择了将读书进行到底，“其中经历的千辛万苦都已经走过来了，但现在面临高考的门槛，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了。”章冬翠说。
过去的5年，北京城里像丁璇这样的外地孩子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有40万左右，早已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对外地人口子女入学的限制最关键的两个环节，一是“小升初”，一是高考。
今年5月，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沿用至今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并规定非京籍享受同等入学待遇，并为其建立学籍。
虽然教育部门同时也不忘强调，这样的待遇仅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而不包括高中和高考，但毕竟北京教育向外地人开了一扇窄门。不过这项变革却引起了不少家里有孩子的北京市民相当强烈的反弹。
有学籍就意味着外地人的孩子可以参加派位、推优、评选三好学生，可以堂而皇之地跟京籍学生一起竞争优质教育资源。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北京家长惊呼“狼来了”，对这项改革的抱怨、对外地孩子的憎恶溢于言表。
“我们已经被教育折磨得痛不欲生了。”一位姓孙的北京家长说，北京那点可怜的优质教育资源被权贵阶层垄断一部分，如果再被外地人抢走一部分，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该如何生存？
作为首善之区，北京拥有全中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却也面临着从小学就开始的最残酷的竞争，权贵与平民、穷人与富人、本地人与外地人，人人都希望通过教育维系或者改变家族下一代的命运，教育层面的冲突和斗争也才刚刚开始。

统考、派位与“共建生”
1998年是北京基础教育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跟全国各地一样，北京的小学生要想升入初中，都需要经过统一的升学考试，但这样的统考制度，从1980年代开始，实行了将近20年后，已经让那个年代的小学生们苦不堪言。
时任北京一中校长的王晋堂告诉记者：“那个时候，考试的题目一难再难，可是，语文数学两门课总共200分，大量孩子还是能够得到满分，以至于很多中学的分数线都划在了198分。”
这样的高分数更多是小学生们死读书、背试题的结果，沉重的课业负担已经让小学教育异化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1998年，北京市的教育部门终于下定决心，取消了小升初的统一考试，引入了一项名为“电脑派位”的入学机制，这项源自于西方主要是英国伦敦等大城市的教育制度被当时的学生家长称为“洋抓阄”。
电脑派位以公平为导向，取代了统考制度下的以分数为导向来分配学位，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下，可以说是一项激进的、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制度。但它在北京落地的第一天起，就遭遇了极大阻挠。
“一开始，主要是两股力量反对。”王晋堂说，一是学生家长，另外就是当时的名校，即使被派去了比较差的学校，家长们也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孩子的学籍调出来，再送到心目中的好学校，有钱的用钱，有权的用权。而学校则以各种理由，拒收派位生。
对电脑派位最致命的破坏则源于共建学校制度。这是一项最具北京特色的招生模式，其基本内涵就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建立“共建”关系，从而使双方“互惠互利”，单位员工子女可以轻松享受极为紧缺的优质教育资源。
军队和外交部的共建校是较早的，后来扩展到各大中央部委，再后来，北京市级机关、大型国有垄断性企业，甚至是实力雄厚的民企，都有了自己的共建校。据北京媒体报道，到今天，房地产商、中小企业，甚至街道、派出所等也与学校建立了共建关系。不同单位与学校的共建门槛有所不同，比如共建费用问题，每个学生不同单位之间相差十多万乃至几十万元。
在电脑派位之外，共建制度给特权留了个后门，而且越来越大，越走越顺利，到今天，这已经成为北京子女入学最省钱、省力又便捷的途径。共建生挤占了很大一部分优质的教育资源，尤其是在那些知名的中学，有的学校共建单位从一开始的一两个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
“共建生”对电脑派位规则的破坏远不仅仅是挤占名额，哪个学校的共建单位多，共建单位级别高，越是能吸引更多家长们趋之若鹜，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从而也让学校教育质量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北京基础教育离均衡化越来越远。
在特权面前规则总是不堪一击。10多年下来，电脑派位这个充满着公平精神的入学规则，早已名存实亡。据家长们统计，全北京不接收派位生的学校已经达到20多所。

条子、票子和孩子
共建生为各个名校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社会资源，但并不能带来优质的生源。学校的管理者很清楚，长此以往名校也可能会变成烂校。因此，最近3年，又诞生了另外一项制度——推优。主要是由各个小学根据平时成绩推荐优秀学生，但成绩并不是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三好学生、各类艺术特长都是录取依据之一。
在王晋堂看来，这一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优质教育资源，因为当时取消了市重点、区重点等划分标准，必须出台一种政策来保护原来的重点校，继续维持教育的不均衡状态。
事实上，推优原本就是电脑派位制度的配套制度之一。中国各地的电脑派位制度多是借鉴广州海珠区1990年代的试验，北京也不例外，广州的派位制度则直接照搬了当年香港的制度，而香港则基本沿用了英国大城市的入学模式。
电脑派位虽然保证了公平，但却不可避免地会抹杀一些天赋出众的孩子。在英国最初制度设计者的思路中，这些是被考虑在内的，因此，电脑派位的同时也辅以择优选拔，以完成普遍公平与成才效率的有机结合。
在西方国家，择优选拔权大多都是直接赋予各校校长。名校的校长是享有崇高声誉的社会职位，人们相信，如果他滥用权力，名校很快就会变为烂校，而且，大多数公民不相信一个声名狼藉的校长能治理好学校，并给予自己的孩子最优秀的教育。因此，校长的择优选拔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纯洁。
在中国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以北京为例，名校校长的品格或许并不足够可信，他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挡权力和金钱压迫，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学校独占鳌头，因为那里边集中了权贵阶层的孩子，在每次的政策修订中，也总会有更多的话语权，政策无论如何改变，总会起到强化自身利益的作用，保证更好的老师、更好的设备和更好的学生。
与电脑派位一样，推优制度也遭遇了严重异化。最近一周，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特长生考试就是最典型的结果，为了让孩子们在升学时增加砝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各类以推优为目标的特长培养就开始了。
但无论如何，对于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市民家庭而言，推优毕竟是一条进入名校的小路。一位孙姓的北京家长，在网上建立了一个QQ群，命名为“无权不牛小升初群”，吸引了无数的家长参与，他们建有自己的论坛，每天围在论坛上讨论小孩考初中的门路。
他用了这样几句话描述自己孩子的生活：每天回家一小时作业，一小时乐器，一小时奥数，一小时英语，加上磨蹭时间，基本每天晚上11点半睡觉，咖啡和茶水是生活必需品。总结一下，我们是家长没权，孩子没才。他的自述引来了无数同病相怜的家长们唏嘘不已。
“孩子吹萨克斯吹得嘴都变型了。”这位家长说，我自己都痛恨自己的教育方式，可是，转念一想，再痛苦也就痛苦这几年，如果放任不管，孩子只能进入烂校上学，痛苦的将是一辈子。
在北京各类教育论坛上，这个群体都是最活跃的，他们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无权无势，重视教育，将改变家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而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就是进入名校。“有权的用条子、有钱的用票子，像我们这样的小市民，只能是拼孩子了。”
到今天，这些北京城里的中产阶级家庭早已习惯了特权林立的教育现状，在夹缝中为自己的孩子开拓空间，付出了巨大成本之后，他们反倒成了这种不公正的教育制度最坚定的拥护者。
2009年，新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上台，高调提出了教育均衡化，不仅大力打击择校风，更要求各地逐步向外地孩子开放义务教育，这些被媒体呼唤了多年、显然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教育诉求，遭遇的阻力却不仅来源于特权阶层，更来源于普通的市民家庭。
“教育部长说要搞均衡化，可为什么不先把教育部的共建校取消了？领导的孩子为什么不接受派位而都是往好学校挤？”那位孙姓家长认定，教育均衡化只是一句骗小老百姓的空话。
在他看来，自己的孩子付出了这么多，却要跟那些毫不重视教育的家庭一样，接受电脑派位，学得好不如运气好，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不公。更严重的是，现在居然那些外地孩子也想跟我们一起来抢夺资源。
他们抱怨特权，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将所有的憎恶集中于外地孩子身上。

校门外的孩子
丁璇就属于那个被憎恶的群体。2000年，不满6岁的她，被常年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带到了北京。她的母亲章冬翠凑足了5000块钱借读费，为她找到了一所小学，这是母亲做小时工、父亲拉人力车攒下的血汗钱。
在备齐了暂住证、劳动合同、派出所证明等七项证明后，丁璇终于跨进了北京小学的大门。等到升初中时，章冬翠求爷爷告奶奶，跑了几十家学校，缴齐了各类名目繁多的费用后，最终找到了一所区内较差的学校，丁璇得以留在北京继续读书。
父母的付出得到了些许回报，在过去的10年里，丁璇几乎取得了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她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她是班长、团支书，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全年级第一名，市、区、校三级三好学生，奥数、英语口语比赛得过一等奖，书法、绘画、朗诵、作文比赛都拿奖无数，当过奥运志愿者，刚读高一，就得到了上党校学习班的机会。
5月底，记者在胡同里找到他们租住的那所阴暗潮湿的旧房子时，她和她的妈妈正兴奋于取得的一项新成就：她成为全校仅有的两名东城区第九次团代会代表之一。
这个15岁的小女孩，并不能完全理解她所参加的每一项活动的价值。她只是用各种办法试图证明自己并不比北京孩子差。10年下来，除了数不清的荣誉，她记得最清楚的另外一件事是，初三的时候，全班评选三好学生，她被同学们选上了，但老师却取消了她的三好学生名额，理由是反正你没有学籍、不能参加推优、不能读好中学，这些荣誉给你就是浪费了。
那一次章冬翠大发雷霆，跑到学校跟老师理论，“三好学生评的是孩子的品质，不是户口，而且教委有文件外地生也可以评三好。”最终，老师将本属于她的三好学生还给了她。
这让丁璇意识到，无论如何优秀，自己都不属于这个城市。初中到第三年时，就开始不断有老师找她谈话，劝她退学，希望她不要参加中考。
初三时的劝退行为，是各个初中针对外地孩子一项普遍的做法，一旦这些孩子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并大量涌入高中后，挤占优质学位、降低北京的高考录取率仅仅是一个小问题，更严重的是，在3年之后，当整个城市出现数以万计的高中生无法参加考试的局面时，将会成为教育部门一个难以回避的尴尬局面。
最终，当初跟丁璇一起在同一所初中上学的75个孩子，大部分都被劝退了，但章冬翠是个认死理的人，“坚决不退学，不管怎样也不能把孩子毁了。”
丁璇的故乡是浙江温州农村，但她早已回不去了，语言不通，从小学开始的教材、考试方式、科目全都不一样，这些都让她不得不硬着头皮留在北京读高中。
最终，她在北京参加了中考考试，满分570，在不算其他加分的情况下，她得了527分，这个分数足以让她上北京最好的高中了，如果她有北京户口的话。
2009年，为了女儿进高中，章冬翠又开始了奔波，可这一次，她实在无能为力了，跑了几十家高中，赞助费最少都是4万以上，这远远超出了她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的承受范围。但幸运的是，她碰到了一个好校长。
“我找到22中时，碰到了一个好校长。”章冬翠说，22中的校长是个开明的人，看到丁璇这么优秀，一口就答应收了下来，仅仅按照教委政策，收了1.2万的借读费，其他全免了，全年级只有两个外地生。
丁璇如履薄冰的求学路又一次得到了延续，但3年后的高考该怎么办？横亘在面前的高考制度是她再也跨不过去的门槛，纵是倔强的母亲、好心的校长也无能为力。
章冬翠也开始泄气了，“偌大的中国，再也没办法为女儿找到一个参加高考的地方。”她也没有能力像那些有钱的外地人一样，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去读大学。

“不能改的高考”
5月份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版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随后各区也陆续表态将会把非京籍学生也纳入电脑派位范围，这样的举措无疑将会促进越来越多的外地子女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了义务教育之后，该怎么办？
由于全国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进程千差万别，义务教育完成后，他们无法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为他们打开高考之门，那么丁璇式的困境将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问题，最终酿成巨大的社会矛盾。
但开放高考，则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京在教育领域享受特权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北京市民以及官方眼里，这显然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恶果。
作为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的特邀委员，一直在各种场合疾呼教育公平的王晋堂也认为，高考是万万不能放开的，“那样，外地人就会蜂拥而至，北京的教育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严重不足。”
迄今为止，没有一项科学的调查报告，对那些外地人的教育意向做过考察，但这种担心却根深蒂固。在我们这样一个极端重视教育的民族，优质的教育资源产生的吸引力会大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够断言。人们都愿意相信，那些外地人就是只为了让孩子上学，也一定会举家老小都往北京迁。
但在著名律师许志永看来，这显然是想当然的结果，“短期内或许会对北京教育秩序造成一定冲击，但长远来看，当北京的高考录取率不再像现在这样奇高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他认为在高考招生时，完全可以逐步实现按照报考人数来决定录取率。
事实上，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现在在北京的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子女有40万左右，这才是最大的威胁。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这样一大批学生将会迅速占据大量学位，老北京人在高考体制下享受了数十年的高录取率将不复存在。
所以，近几年，随着北京户籍学生人数的减少，北京市教育系统宁可合并、减少中学数量，从而保证北京市高考的高入学率，也不愿意招收外地学生。
可以说，就北京教育而言，不合理的高考制度是阻挠教育迈向公平最根本的原因。但改革高考显然还没有被提上日程，也许只有当它酿成重大社会危机时，才会被迫改变。
不过，让人沮丧的不是制度进步的艰难，而是歧视与偏见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在记者接触的各类家长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有钱的外地人歧视那些引车贩浆人的后代，害怕他们把自己孩子带坏。
这样的教育会为我们的民族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

mayancau

除了道德和宣传层面上，偏见和歧视本无可厚非，使用制度设计来进行公平层面上的激励才具有现实性。

mayancau

事实上，中国的高考制度在保证教育公平上也具有一定作用，给本身具有资源劣势的穷苦大众以升学改变命运的希望，这种希望可能比平均化的教育更有激励作用。

Chada

“不合理的高考制度是阻挠教育迈向公平最根本的原因”——不敢苟同，窃以为大陆当局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才是根本原因。

就我而言(我家在广东梅州)，为什么在国空格民空格党统治的旧中国时期我外公可以去广州念公立中学；可是当共空格产空格党执政的新中国我只能在梅州念公立中学(我的高中虽然是在广州念的，但是是私立学校)？——因为旧中国时期虽然有保甲制(旧时的保甲制并不像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所书写的那样吃人)，但是远比新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要人性化得多。

最近在学校准备毕业事宜，户口、档案以及各种其它，深感这个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真就像一个大铁笼子，锁着你限制着你的自由。


回复 3# mayancau

“高考给本身具有资源劣势的穷苦大众以升学改变命运的希望”，强烈不敢苟同，高考虽然表面上是相对公平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公平的。

因为什么而造成他们的“资源劣势”？
中国大陆当局每年拨付的教育款项不足所有财政支出的4%，而这4%又绝大部分往东部沿海城市倾斜，倾斜的绝大部分又往所谓的重点学校倾斜。就教育支出这一块中国大陆的情况是，借用邓爷爷的一句话，“让先富起来的地方越来越富，穷的地方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为什么他们是“穷苦大众”？
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生，西海固某小学的小王们坐在没有黑板只有土桌土凳的“教室”里上课，第二天可能一场风沙一场地震就把他的教室压垮了；北京某小学的小张们坐在宽敞明亮有饮水机有电视机的大教室上课，第二天老师告诉小张们说，教室要新添一台多媒体设备，以后上课会更加精彩。为什么？

为什么是"希望"?
这本来就是他们应得的权利，但是高考恰恰剥夺了一大部分人的这个权利——试问为何同样的考卷同样的分数，北京考生能上北京大学，而廊坊的学生就只能去河北工业大学？我们通常忘记我们应得的权利(不仅仅限于教育)，而在某些时候获得该权利的时候对当局内心感激得五体投地，这正是当局所乐见且在大力宣传的。

联想到很多的很多，本人认为本文最后一句“这样的教育会为我们的民族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应该改成“这样的政￥&@￥#%府会为我们的民族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

ouyang

公平只能是相对的，公平也是老百姓的一个梦想~~
对于北京 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资源更无法完全合理匹配~~有钱人的天下~没办法！

horsefoot

有些东西，天天看到被记者提出来，但是统统在隔靴搔痒，不知道或者不敢说问题的本质，有空我们可以茶话会一把，讨论讨论
~不过....估计几人凑堆讨论不管自己的事情会被河蟹强势围观....

mayancau

回复 4# Chada

Chada童鞋，先别激动哈，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说问题哈~ 欢迎拍砖~

首先，现更正一下您的数据错误：
一、“中国大陆当局每年拨付的教育款项不足所有财政支出的4%”，不知道您从何处取得数据，目前比较常见的衡量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数据应该来自《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目前比较容易找到的是2008年的，该表同样可以在《2009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找到，其中表二清晰写出2007年和2008年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分别为16.26%和16.32%，同时我又查了1998年以来的教育统计年鉴数据，该指标均在15%以上，并没有您写出的4%。这里臆测一下，您给出的是否是教育财政占GDP比重，因为刚看见一篇报道在预测今年有可能达到4%~ 臆测一下下哈。
《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见http://www.gov.cn/gzdt/2009-11/20/content_1469125.htm
二、“这4%又绝大部分往东部沿海城市倾斜”，这句话数据验证了一半。的确，从各省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来看，京津沪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也高于全国均值，但是西部并不是最低的，最低的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中西藏、新疆、青海高于全国均值，尤其是西藏，可以排到全国第四，仅次于天津，同时，这里的数据并未考虑物价因素。所以，的确，财政上是对东部有很大倾斜，但是劣势在中部。上述生均数据均可在《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表三中找到，同时也可以看到初中和高中生均数据。

再来说说，我上文说的那句话吧。
我所说的“资源劣势”并不是地域上经济差距，其实是想说作为家庭个体，收入和社会地位等差距，在孩子们出生的一刻起便已成既定事实，这是非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所以Chada童鞋不必激动，这种差异已经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而作为劳苦大众的后代，在这种既定约束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一种平台来达到较快较好的提升，目前升学可能是公认度较高，较快又较便捷的一种方式。试想，如果实在以私利教育为风向标的社会下，比如美国，这种相对公平性是否会再打折扣呢？毕竟名校在知识水平前面上又加了一条经济制约。所以，我的意思是这种制度的确有很多问题，但是至少在导向上还是给了通过升学以改变命运的希冀。

再说关于政——fu
个人没有丝毫对此崇拜和维护之意。表明一下态度哈。偶只是想说目前这种千夫所指的制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并没有那么坏。

再来说说教育公平，也就是您的“北京v.s.廊坊”问题，这个事情比较纠结，因为没得谈，公平的定义首先就有很大的分歧。从绝对公平角度、从资源贡献角度，琳琳种种，众说纷纭，争吵至今，曾看过一篇康乐学长的小文章《论公平就是一个伪问题》http://lekangspace.spaces.live.com/blog/cns!BF170EE7C7FD9B2B!302.entry，其中举了几个和您的差不多的例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下，我们再讨论哈~

再说户籍，关于这个我个人持有和您较一致的看法，的确，当一种制度设计偏离了时代赋予它的使命时，剩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约和限制了。这个不仅在教育上，在土地上的问题可能更为急迫了。

P.S. 十分感谢拍砖+讨论~ 都是学习中的一点点想法和思考，也许结论并不正确，但是思维的过程比较有趣，讨论可以进一步加深对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也许还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hoho~

horsefoot

和谐了吧...

小ta

老长的，没耐心～～
就瞄到个什么统计年鉴，那个。。。对咱的统计的数据表示强烈的质疑与疑惑。
第一基数大统计个工作实在不容易，第二就算那个在前线打仗的认真执行任务，到了G.O.V这里啥数据不都可以大笔一挥么？反正天知地知我知，你要是知我就和谐你一下到不知不就好了。

Chada

回复 7# mayancau

:)，其实我在回帖的过程中一直很平静，没有拍砖的意思，只是讨论。

1. 是的，写成了“不足所有财政支出的4%“是错误的，数据在回帖的时候没有细查，纯粹凭两年前某次课程讨论上的记忆。刚刚仔细查了一下，如果是4%的话，应该是指GDP。然后刚刚细查了一下，占GDP4%这个比例由来而久，在1993年当局就提出了这个“理想目标”，但是将近20年了还没有实现。(这篇新闻有更详细的内容：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 ... 5/25/c_12137033.htm) 此外，还查到了中央教科所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李建忠撰写的报告《世界各国加大教育投入》，该文引入的指标是采用GNP(详见：http://202.121.15.143/aspfiles/document/b97/ab970024.asp)。无论引用那种指标还是本人回帖中的错误说法，我想表明的第一点是，当局的教育支出和他们的收入不成正比，您所列出的数据中，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5%+看起来很高，但是本身当局的财政支出所占GDP的比例就已经低于各国水平——“2009年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是20.4%，低于各國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左右。”(数据来自1点的第一篇新闻)。第二点是，当局的教育支出是有倾斜的，且倾斜得厉害。

2. 不知道这个等式是否是成立的：生均预算支出=教育财政预算支出/学生总数量？ (在中国大陆，这玩意儿看起来就像人均收入一样不靠谱。)除了学生数量之外，同时，在看那一堆数据时不要忘了政&*(治在这些地区的权重。

3. 拜读了您推荐的《论公平就是一个伪问题》，这和我之前读到的薛兆丰的《打破对政#￥%府和投票的迷信》所陈述的观点相似，政&×（府无法向社会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才疏学浅，读完康乐文章发现文中的北京版公平貌似就是指现状？但是就这个北京版公平而言也是相对不公平的，也是这个帖子1楼所讨论的内容——75后80后北漂都相继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念书呢？(我想也有非北京户口的阳光er的孩子达到学龄了吧？)——如果说75后80后北漂们才为北京贡献了几年资历不够，可是为什么那些在北京生活了20几年，同样为北京的发展付出了贡献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就不能享有同样的待遇呢？真想写一篇《在老大哥拍板的中国，论任何东西都是一个伪命题》。

4. 我不否认升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个跳板，这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肯尼亚，都是成立的。“为什么是希望”上的重点不仅是北京VS廊坊，而是“我们通常忘记我们应得的权利(不仅仅限于教育)，而在某些时候获得该权利的时候对当局内心感激得五体投地，这正是当局所乐见且在大力宣传的。”大学教育对每个学生而言应该是应得的，高考和户口所限定的双重门槛已对学生造成太多阻碍。如果可以，我真希望实行美国的市场化模式。

而关于制度的好坏，我个人觉得不是看大家怎么看，而是自己怎么看。小时候我父亲教育我说看一个问题得看大局，要看到中国在这个政&×（府的带领下取得的骄人成绩；但是长大后发现，无论这成绩如何骄人，最切身的东西是和自己息息相关的。这个政#$%府的教育部门不懂教育、信产部不懂互联网、广电局不懂广播电视、执法部门不懂法这个制度却没有任何规范来进行问责，好吧，这都太大了。可是当我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意思在这里发帖还要在政和府中间加上特殊符号避免和谐的时候，当我不能登陆Facebook/twitter和朋友联系的时候，当我在Google搜索温开水都被重置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个制度这个政%…×府是不行的。算罢，这种东西还是隐藏为好。

mayancau

To LSS, 中国数据真实性的问题没法讨论了，只能以实用的态度来对待了，不行也没办法，最多自己去调，但是这样还是有其他的人对抽样方法以及是否“和谐”提出质疑。虽然大家都知道会有些问题，但是总不能不用吧╮(╯▽╰)╭

回复 10# Chada


看你的最后一段文字还真是困难哈，得全选才行，呵呵

1、明白您要说的意思，教育的投入横向比的确是不足，这方面的研究和说明已经很多了，很多学者并不是从公平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着重点在于如何保证后面几十年的人力资本优势，毕竟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是必然的，记得去年暑假时教育财政所请了一些学者来做这方面报告，不知道现在研究到什么程度了。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趋势也是必然的，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倒是结构调整的问题。
2、生均预算内支出的确是预算内总支出除以学生总数来算，这种统计指标的问题，就像前面说的统计数据问题一样，要怀疑很容易，但是没有办法的，总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不去用不去做研究了吧，呵呵，淡定淡定~ 政治、经济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不过构建一个按照政治、经济地位做权重的统计指标是不是也不太靠谱呢？首先如何构建就是问题？毕竟政治指标序数较多，作为权重不合适啊~ 呵呵
3、薛先生的观点和康乐学长的的确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更习惯这种小例子来理解问题。先来说说，北京版公平，其实这只是现状的一部分，其实除了山东版不在状况内之外，西藏版和广东版也都是现实。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北京流动人口小孩子上学的问题，其实并不完全和北京版公平所谈问题相匹配，因为后者提的是省级资源分配问题，前提是有户籍限制的。而您将前者诟病聚焦于户籍制度这一点，虽然是有道理的，无论是道德上的、理论上、还是在阳光论坛的环境氛围上，但是有一点还蛮有趣的，户籍制度的完全放开导致的井喷问题谁来买单呢？很多问题，也许是不合理的（就像我前面所说，不与时代相对应的户籍制度必然会有巨大问题，因为本身户籍地设计就是计划时代限制人口和资源流动的工具，那么它在这种高速流动下一定就是弊大于利），但是是否进行改革以及如何改革还要去看变革的代价，也许大家都很鄙视政——fu所谓的“逐渐放宽”等含糊不清的字眼，我也经常调侃鄙视，但是问题是不“循序渐进”问题会更严重。户籍制度的改革趋势是必然的，时间和尺度是个问题，猫腻和遐想也就在这里了，呵呵。
        还有，并不是说北京的流动家庭对北京的贡献小，事实上来得更大，但是却是制度变革的牺牲和祭祀，就像我们这一代的很多问题，比如学费，要说公平与否，没得bargain. 期待政权里面各种力量的博弈+弱势者的一些机会和运气吧~
4、还是那句话，千夫所指的高考可能并没有那么坏，想象一下移植美国的私立大学体制，如何兑现“大学教育对每个学生而言是应得的”这样的夙愿呢？美国教育的市场化，需要打上大大的一个问号吧。另，完全没有对政——fu的所谓“感激”，哪里会有五体投地？偶只是就是论事而已啦。
5、隐藏起来的文字嘛~呵呵，不说啥了，可以说是愤慨青年一枚么？哈哈~ 大家一起淡定吧~

p.s. 多谢认真的回复哈~ 刚刚考完高宏，松了口气，再唠叨一大篇，呵呵~

mayancau

关于教育财政，感兴趣可以看一下http://ciefr.pku.edu.cn/html/2009-12/1212. 国内外比较前沿的研究在此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