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2

加肥猫

大学毕业十年了，每年到圣诞的时候，我都格外想念路易斯先生和其他我爱戴的老师们，而我唯一能做的，也只是寄一张贺卡给他们。路易斯先生辗转于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继续他的教师生涯。他有一个永久地址，是麻省一个叫玛利诺的教会，但是他通常不在那里。尽管如此，十年来，我每年都往那个地址寄圣诞贺卡。我从来不知道他收到了没有，因为我从没有收到过他的回信，我只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我爱戴的老师的尊敬和思念。但愿祝福是一份可以在冥冥之中被感知的温暖和力量吧。

前一段日子，给我另外一个大学老师打电话，每次通话老师总会唠起她的新老学生和同事，每次都会无一例外地谈起路易斯先生。这一次老太太说不久前路易斯先生曾从香港给她来电话，说他明年将要到西安的一所大学里任教；还说在电话里谈起了我，问路易斯先生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学生，路易斯先生说当然记得，就是我们班唯一的Korean girl. 我听了觉得很满足。路易斯先生教过不计其数的学生，不知道他是不是记得每一个学生，但是他记得我，这使我很满足，使我觉得所有的爱戴和尊敬都有一个着落。

路易斯先生的所作所为远没有那个丁大卫震撼人心，可是毕竟那一个丁大卫是媒体的报道，给我的可能只是或长或短一段时间的感动，而这一个路易斯先生却在三年多的潜移默化中或多或少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200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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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 我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之二）    ykkshijiazhuang 2003-08-07 12:54



我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之二）


崔老师夫妇


崔老师是我大学时的老师，五十多岁，在我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教我们班最主要的一门专业课。崔老师的先生那年六十整，也是一位学者，在中科院的武汉某分院任教授，旗下也有一些学生，却都是博士研究生。老夫妇俩都极为热情好客。

和路易斯先生一样，崔老师喜欢邀请学生到她家做客，记得好几次她也是邀请我们全班二十个同学一起去她家做客，她的先生和女儿都对我们热情而友好。每一次到崔老师家吃饭，做饭的人肯定是她先生，做出的饭菜清淡可口。崔老师也喜欢给学生们拍照片，拍完照片也是按人头数洗好了分送给我们。学生们送给她圣诞贺卡，她总是要回赠一些礼品，比如很大一瓶洗发精、丝袜、手套等，在读本科的穷学生眼里，都是奢侈品。

由于一份相似的对于学生的爱心，崔老师和路易斯先生成了好朋友，彼此邀请学生到家里做客时往往要捎带着邀请对方。比起路易斯先生，崔老师对学校的奉献似乎少得多。可是我总觉得，路易斯先生跟他的美国同行比挣得再少，在中国也的确拿着一份至少是令我们那群学生感到惊讶的高薪。如果我没记错，五十多岁教了一辈子大学的崔老师，当时的工资是五百多块。在那个年代也不低了，可是想想看那是她工作了一辈子一级级长、一年年升、熬到临近退休才拿的一个数目呀。以她的那份薪水都能对学生如此慷慨、如此关照，在我看来她的可敬程度丝毫也不比路易斯先生差。

崔老师一家起初住在五六十平方米左右的一套房子里，到三年级快结束的时候，崔老师的先生所在的中科院又给他们调了房，使得他们拥有了约九十平方米的三室一厅、在当时我们眼里装修得堪称豪华的一套房子。搬入新家不久，崔老师又请我们全班同学到她家做客、吃饭、唱卡拉OK，还给我们录了像。崔老师家里有摄像机、录像机，在当时而言生活水平称得上很好了。两名中国教授级知识分子的家，豪华的程度大抵不过如此了。

记得好像是我大学毕业前后的某年，“下海”这个词曾被官办的某个很牛的报纸评为当年度最流行的新新词语之首，知识分子下海也成了蔚为壮观的一个潮流。崔老师的先生和他所在的中科院几位教授们也勇敢地扑通一声跳下海，开发了一批真丝的围巾和女式长衫，据说是由电脑合成的图案。结果可想而知也在情理之中，由于没有经验加之批量不足，做出的产品成本就比同类产品零售价还高。我刚毕业时曾在辽宁省外贸做过一阵服装贸易，崔老师和她先生就认认真真在电话里拜托我帮助推销那些真丝产品，又给我寄过来一些库存。于是我认认真真地按照他们期望的零售价把真丝围巾和长衫各推销了若干套，由我自己花半个多月的工资买下来分别送给了我的妈妈、姐姐、妹妹和我自己，剩下的没办法了，只能在我那儿放了一段时间后连同销售额一起寄回给了老师。

在我毕业后，崔老师也退了休。退休之后又被其他的大学返聘，一直在教课，直到现在还在南方的某私立大学任职。毕业十年了，每年收到我寄的圣诞贺卡，崔老师都会给我回寄贺卡并寄些照片给我，贺卡上总会有她和她先生两个人的签名。每次我打电话过去，崔老师和她先生都会轮换着接我的电话，她也会在电话里要求我寄些照片给她。

大概是前年的圣诞节吧，我在一整年没和崔老师联系之后给她寄了一张贺卡，老太太收到贺卡当时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老先生接过电话告诉我，由于不知道我新公司的电话、信封上也没有标注，是查114问到我所在的写字楼、打到我所在的写字楼问到我们公司的电话、打到我们公司得知我去了作业现场、又问到作业现场的电话打过来找我，折腾了这么一番才得以和我通话。为了和我通电话，老两口竟然从福建往大连打了那么多个长途！为了自己没标注电话号码的疏忽大意，我懊悔了很久。

今年九月十日教师节，我给所有我能联系到的曾经或正在从事教师行业的亲人、朋友、过去的老师都打了电话。接到我的电话，崔老师仍然是很高兴，感慨道毕业那么多年还和她联络的学生里，我们学校那批当中如今只剩我一个了。崔老师还提起与路易斯先生同期的另外一名外籍教师，那个老师曾捐助我们班一个家境最贫困的同学，一直到他毕业到北京读完三年的硕士为止。可是那个同学毕业上班后竟连一次也没有和那个外籍教师联系过，崔老师说那个外籍教师前不久还向她打听那个同学的下落，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她听了实在觉得寒心，因为她几年前就听人说我们班那个同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大学教书、后来出国了。崔老师还说她从没有给过我任何物质上的关照，而我能一直记得她，她觉得很高兴。崔老师的先生今年七十多岁了，彻底地退了休，不再带博士生了，自从下海开发真丝产品赔得一塌糊涂后也早已回头上岸，也就随着崔老师一起到了福建。被我笑称作了崔老师的贴身保姆，老先生乐呵呵地说没办法，这是他目前能找到的唯一工作了。

我想其实，老师们并不需要我们做学生的给予他们任何物质上的回报。哪怕他们从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予学生们的再多，他们都觉得是应该的。所以那样简短的信和贺卡、那样偶尔的电话，都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的喜悦和安慰。

200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