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从出师表看诸葛亮北伐的无奈 | chenyan | 2004-11-27 2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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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师表看诸葛亮北伐的无奈 诸葛亮北伐的缘由,全在《出师表》上(后《出师表》是诸葛恪的伪作。)。现在,在下就来分析一下。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显然,诸葛亮认为,蜀汉是三国里最弱的一个),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为什么?一言以蔽之,落后就要挨打。可是,为什么孔明要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呢?能不能采用“取乱侮亡”的休生养息策略呢?从诸葛亮早年向刘备提出的隆中对来看,孔明在当时的确是这样打算的,可是关羽和刘备之间的矛盾,孔明的确不可能那么有远见。在早年,刘备是一直按着孔明隆中对的方针实行的,可是,在夺取益州之后,刘备显然已经安于现状了,他早把“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丢在脑后,所要的只是一个蜀王!所以,荆州的丧失最终导致孔明隆中对计划的流产,孔明不得不另谋良策!)。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虽然是褒扬之词,不过却也说明刘备的御人之术了——关于刘备的知人善用的才干,的确是古今帝王中罕有的。)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是对后主的敦敦教导,一代忠臣形象映入眼帘。)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注意,这些人都是荆襄土豪或其后裔),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禅补阙漏,有所广益(这实际上是要让后主把内政大权交给荆襄派掌握)。将军向宠(又是个荆襄豪族后裔),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这是让后主把军权也交给荆襄派贵族——这些其实是变相地提拔,提拔的都是些什么人?“贤臣”!但都是荆襄“贤臣”!)。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这是些苦口婆心的教导,虽是孔明忠心的自然流露,却实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蜀汉朝中的确有很多的“小人”——注意,这里,贤臣、小人全是双关,如果单从初中语文课本的讲法去看,那就实在是肤浅得很了——这些“小人”除了真正意义上的小人外,更多的是指武侯的政敌!即反对北伐者!可以想见,当时蜀汉庙堂之上对于北伐产生过极为激烈的争论。我基本上可以断定,主张北伐的都是非益州派,包括荆襄豪族和其他北方各州的豪族——实际上刘备入蜀以后,这些原本在荆州矛盾重重的派阀就开始联合了,荆州丢失后,这些派阀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当然,粘合剂绝不是对蜀汉的忠心,而是共同的利益!反对北伐的,就是益州的土豪,如谯周。为什么?为什么荆襄派主张北伐而益州派坚决反对?公元三、四世纪之交,中原发生了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南方各州无一幸免,可是,其中,江东受到的影响最小,荆襄虽然损失惨重,可依然可以勉强维持原状,可益州就不行了,完全垮掉,政权被颠覆!从后汉中后期起,地方豪族对于地方政治开始起作用,以至于到了南北朝,地方豪族完全对地方有控制权,甚至在中央政府中也是门阀林立,一直持续到唐朝——其实,这种现象在东吴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是会稽豪族和吴郡豪族的对峙,当然,后者占绝对优势——益州土族从历史上看,向来势单力薄。不过,对于荆襄派的主战,我还没有成熟的看法,初步认为,是对于在朝廷政治上的强化)。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说明出世的缘由,有些肉麻,不过,刘备的礼贤下士,的确为蜀汉政权带来了大批人才,诸葛亮可以说是当时最厉害的政治家、战略家了,居然……这是值得思考的)。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摆谱)。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上面几句话,与其说是讲给后主听的,不如说是讲给谯周之流听的,用先主来压!这是常用的政治手段)。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又是在借用先帝之名,说是恐伤“先帝之明”,实际上还是自己的意思,那就是,北伐!北伐!还是说给益州派的听的)。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蜀汉军事的最高目标,早在隆中对时期,诸葛亮就把它上纲上线了,刘备虽然抛弃了,可是,孔明仍然坚持,即使是明知希望渺茫的情况下,实在是个悲壮英雄——孔明绝对是英雄,如果阁下认为项羽也是——其实,时人于此也然。孔明当政时,对益州派大多大行压制,可是死后,益州百姓仍自发地为他立庙,而且,益州派文人对他也是极为尊敬和怀念的——详见蜀书各传,即使是陈寿,作为孔明最大政敌谯周的弟子,对于孔明也是如望泰山之情)。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进一步说明北伐的理由之堂皇)。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实际上又捧了他们一下)。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说的是真心话,绝对不是什么装b,武侯的忠心日月可鉴)。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实在是很诚恳的表! 下面我还要说几句。 武侯北伐是符合荆襄派的利益的,因为,这个方针不是武侯一个人撑的,而是大批荆襄豪族的支持。武侯薨后,蒋琬坚持了这一方针,可是,因为当时荆襄豪族的第一代几乎死绝,而第二、三代在朝中的势力明显下降,所以,没有被通过,至于费祎,没怎么主持朝政就被刺杀身亡,到了姜维当政,又一次实现了北伐的方针(此时,荆襄老臣所剩极少,如廖化,本来只是关羽的家臣,再如宗预,本来只是张飞的家臣,居然已经官据要职),顺便说一句,姜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但和朝中文臣闹翻,还和军中第二号人物张翼(少有任要职的蜀人,当年官拜征西大将军)闹翻。 由于当权派几乎全是荆襄贵族,而且奉行抑蜀政策,致使蜀汉后期人才严重匮乏,以至于今人误以为蜀人偏弱。武侯急着北伐就是因为害怕长此以往,益州人得势,故而马不停蹄,连年征战,从荆襄派的角度看,这在战略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唯一可行的(当然,从后人的眼光、从整体的益州——注意,不是后主的蜀汉政权,从后主的蜀汉政权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看,这种做法非常不妥!)。还有,入蜀以后,孔明对于蜀人的政策,和刘备的完全不同。刘备基本上是重用蜀人的,如法正、黄权等人,可是孔明就不这样,基本上采用抑制蜀人的政策。这和国策的不同有关(由于孔明的后继是孔明亲手提拔的,所以,自孔明后,历来蜀汉当政者都贯彻这一方针)。刘备安于现状,重用蜀人很正确。而诸葛亮以北伐为己任,所利用的全是荆襄贵族,因为,相比之下,蜀人基本上对于外来统治者是不忠的(刘璋即是,后来,刘禅亦是),把北伐的重任交给他们,实在难以放心(比如,在南征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张翼,实在是当时难得的将才,可是因为是蜀人,孔明在世时一直没有重用,蒋琬当政后才被提拔上来),而且,实际上,益州派是整体反对北伐的。 荆州人才鼎盛,可是,随着荆州的丧失,荆州人才的取得变得几乎不可能。而蜀汉中的荆州元老基本上都到了要挂了的年龄了,还有,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远不如他们本人,北伐的急迫性实在是不可避免。我们眼中的蜀汉,绝对不是当时一个普通蜀人眼中的蜀汉,更不是诸葛亮眼中的蜀汉,我们光捧着一大堆史料,不加思考就对武侯指手画脚,这说得过去吗?再一次提醒各位历史爱好者,读历史,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对史料的熟悉,那仅仅是初级阶段,要经过思考、联系,才能升华成有用的东西;要把自己融入历史才能够对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 |
我的看法 | 咱老百姓 | 2004-11-28 1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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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蜀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不如北方,长期发展,只能带来更多的落后,落后肯定就是失败.所以诸葛亮采取攻势姿态,在有限资源上实行精良(即充分使用有限资源,士兵精良到1个定3等)发展,意图以优秀部队首先取得胜利,逐步扩展自己资源,走的是这样一条路吧。 | ||
another | chenyan | 2004-11-29 18:19 |
造物忌多才,龙凤岂容归一主; 先生如不逝,江山未必竟三分。——题记“隆中对”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略规划之一,以其准确的预见、周密的策划、深邃的思想,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瞩目,由此引发的探讨和研究也一直未曾中断。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隆中对”没有完成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最终目标,其中缘由自然见仁见智。本文拟从一个较新的角度,论述庞统之死对隆中战略的重大挫折。庞统,字士元,早年便以“凤雏”之名与诸葛亮齐名于荆州。曾与东吴陆勣、顾劭等臧否人物,自谓曰“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长。”(《庞统传》)。刘备领荆州牧,庞统来投,但未得重用,不过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其后经诸葛亮、鲁肃极力推荐,刘备方才再度召见庞统,与之谈论军国大事,大为器重,于是拜庞统为治中从事,不久又与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诸葛亮和鲁肃举贤荐能的宽广胸襟固然令人钦佩,但庞统本身具有的非凡才华,恐怕才是其最终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庞统正是实现隆中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他的加盟,为刘备集团提供了进一步飞跃的契机。按照“隆中对”的规划,取得荆州、站稳脚跟是第一步,其次是西取巴蜀,跨有荆益,然后兵分两路,消灭曹操,最终统一天下。刘备联合东吴,在赤壁之战中打败南下的曹操,又趁机取得荆南四郡,进驻南郡,可以说已经实现了“隆中对”的初步目标。庞统的职位变化,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因为军师中郎将不是一般的军师,后者止绝军谋,而前者既参谋决策,又统御兵权。刘备设两个军师中郎将,意味着要将兵力分成两部分,去执行两个大任务了。不久之后,经过精心策划,再加上益州内部张松、法正、孟达等人的策应,入川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诸葛亮、庞统各司其职,前者负责留守荆州、巩固后方,后者负责辅佐刘备,进占益州。两人之所以作出如此分工,也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进占益州和巩固荆州是同等重要的大事,不进占益州,则不能实现一统天下、兴复汉室的大业;不巩固荆州,则进占益州的行动缺乏可靠的后方保证。要同时完成这两件大事,必须要有诸葛亮一流的人才协助刘备才行。综观刘备早期的谋臣团,“麋竺、孙乾、简雍、伊籍,皆雍容风议,见礼於世”(《三国志·蜀书》卷8陈寿评曰),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实非其所长。毫无疑问,无论是进占益州,还是巩固荆州,诸葛亮都是最适合的人选,但他分身乏术,只能顾一头;而庞统不但学识渊博,善于鉴别人物,而且有“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的本事,正适合协助刘备进占益州。在入川过程中,庞统不但协助刘备作出了几次意义重大的正确决策,而且以其独有的聪明才智,使刘备摆脱了信义宽仁等观念的束缚,为日后平定西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不幸的是,庞统在围攻雒城时中箭身亡,年仅三十六岁。庞统之死,不但对进占益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更迫使刘备、诸葛亮不得不改变原先的人事安排,从而也为“隆中对”的继续实施埋下了隐患。由谁去援助刘备,由谁留下镇守荆州,这是当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此,清人王夫之曾设想:“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读通鉴论》卷10)在他看来,诸葛亮应当与赵云、张飞等留守荆州,而让关羽率援军入川。刘备有雄才,关羽骁勇过人,再加上法正足智多谋,诸葛亮实在没有必要率军入川。其实,若庞统不死,王夫之的分析自有其合理之处,而且诸葛亮也很可能继续坐镇荆州。因为诸葛亮虽然在“隆中对”已经提出要将政治中心移向益州,但也同时强调必须兼顾荆州,荆州军队是钳形攻势的另一臂膀,不容有失。但庞统死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原因在于庞统不但能够协助刘备进占益州,而且在此之后还能从事治理工作。以刘备之雄、关羽之勇、法正之智,固然可以取得益州,但关键是之后由谁来治理呢?关羽武勇绝伦,但治国显非其所长;法正智谋高超,但心地过于狭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法正传》),以此担当治国重任也不适合,因此诸葛亮只有亲自率军入川,而留关羽镇守荆州。虽然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关羽是留守荆州的最好人选,但毕竟不是最适合“隆中对”战略方针的人选,而后来也果然出了问题。无独有偶,清代有个叫李仙根的人,也看出庞统之死,是蜀汉败亡的一大关键。他在《三国史论》中说:“予独怪修史者,不著庞统之死。盖汉季之不振,全系乎此。士元用兵严厉果决,实过于孔明。倘士元不死,孔明同侯(指关羽)镇荆襄,士元领大队办秦陇,而先主居蜀汉,与法、蒋辈经画国事,虽有智者,不能为魏策矣。士元死而孔明西去,侯性慨慷不欺,志不能隐忍,用微权以集大计,而骂婚、撤备,使疑叛丛生,今则归咎于先主、孔明,侯之灵其乐受之乎?故君子读死,于士元之死,深叹天不佑汉,初即不得志于襄樊,继则永安再辱,阴平失御,皆原于此矣!”(《关帝志》卷三)由于荆州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自古以来就成为政治、军事、外交的斗争中心,非智勇足备者不足以镇之。关羽武勇有余,但“性慨慷不欺,志不能隐忍”,又缺乏优秀谋士的辅佐,自然难免为宵小所乘。不妨设想一下,若庞统不死,而由关羽率援军入川,自可夺取益州;待“天下有变”,刘备自率关羽、马超等出于秦川,荆州方面则有孔明、赵云、张飞遥相策应,东西并进,当期大成。东吴固无隙可乘,虽有智者,亦不能为魏策也。惜乎成败得失,盖有运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信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