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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贴--〉赵家小院chenyan2003-12-07 22:57
在华新民的抢救经历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闻名世界”的院落。保护派认为：如果这个院落保不住，以后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则说：如果此处拆不掉，那以后都别想拆了！
　　
　　　 这就是美术馆后街22号。
　　
　　　 1998年2月的一个傍晚，81岁的赵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这是要拆咱家吗？”
　　
　　　 赵景心从来没想到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么关系。报上说最宽拆迁范围是70米，而赵家小院离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邻居们出来告诉他们，这里要“危改”。可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两位老人不知所措。

没几天，赵老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号台，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求和舒乙说几句。话很简单：我这儿有个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过来看看。舒乙来了。两人都吃了一惊。赵景心方知：原来舒乙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激动不已：竟然发现了这么一处隐于闹市的好院落：红漆，灰砖，规规矩矩，原味原汁。尤为难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对十分罕见的砖雕，皆阴文，黑底白线，砖上作画，东边一块是牡丹花，西边是一丛盛开着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只小猫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两块砖雕，线条简练，画面传神，像两只扑闪闪的大眼睛。这便是明末清初建筑最典型的特征———象眼。
　　
　　　 屋里是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东西两侧风格不同，但同样美丽。房中陈设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条幅书案，典雅高古。
　　
　　　 更让舒乙激动的是，原来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门之后”。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写道：“有旧式装束老人照片高悬于壁，当是赵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听，答曰：乃赵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来到了现代名人之家。”
　　
　　　 赵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赵紫宸先生于1950年买了这处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岁高龄逝世。
　　
　　　 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她的丈夫则是我国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新月派大将、诗人陈梦家先生。
　　
　　　 小院儿现今的主人赵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国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国，是两航起义的功臣，后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赵家小院从此进入了专家视线。不少建筑专家和爱好者慕名来参观，测量，正式得出这是一个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结论，认为这是集“人文、文化和历史价值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赵老道：您放心，这么好的院落，一定不会被拆掉。
　　
　　　 专家开始了保护这处院落的呼吁行动，赵老也动用起自己的老关系，给国家和北京市领导写信。但“不拆”二字始终没有等到。两位老人白天紧张地在家守护，听着推土机轰鸣地面颤动；夜晚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东听听、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围被拆空了，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着一根水管子保护着。
　　
　　　 1999年10月。一天，开发商的推土机突然将两面院墙推倒了。赵老心急如焚，质问在一边看热闹的派出所民警，对方回答：他只管维持秩序，不管推墙。赵老对开发公司厉喝：你要把我的墙砌起来！对方气急败坏地说：“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
　　
　　　 赵老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搬！“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把这个明代的院子交给开发商盖商业楼。”
　　
　　　 担心家里的文物也突遭灭顶之灾，赵景心悄悄把十几箱古籍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和燕京大学研究院，26件明代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北京就容不下这些东西，真是奇耻大辱！”舒乙评论说。
　　
　　　 1999年11月，专家们开始了第二轮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大损形象，并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多家媒体也开始呼吁拯救这处院落。但这些都没能阻挡“拆迁告示”正式贴出。


12月30日，赵老接到了裁决书，东城区文物局以“美术馆后街22号院从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为由，同意拆除22号院。“被申请人赵景心自接到裁决书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十一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裁决书里提到的周转房，是北京郊区几间简陋的平房，既无煤气又无暖气，屋里积着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40分钟。
　　
　　　 “换了你是我，你会是什么感受？”赵老逼近我的脸，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让两个80多岁的人，5天内搬空三代人的东西，抛弃自家房产，住到离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你会是什么感受？还能活不能活？”
　　　
　　　 但他们没有放弃，并毅然走上了上诉的道路，对象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文物鉴定和评价”的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和强制进行拆迁的东城区房管局。有人劝赵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答：“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走上了绝路。”
　　
　　　 像拆迁者曾傲慢地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拆迁户的官司赢过！这个历经近一年、牵动海内外的官司也失败了。法院认为，东城区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职责，东城区房管局强拆有理。
　　
　　　 “什么履行？他们的专家从来没来过我们家，怎么鉴定的？”赵老梗着脖子，“居然还有人说，我家有抽水马桶，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难道我们还要把玻璃窗子都换成纸的，才能证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吗？”
　　
　　　 华新民说，他们的专家是谁，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吴良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从诫；再加上最初进入小院的舒乙先生。这些专家作的结论不够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与东城文物局的某位领导在法院外的对话。
　　
　　　 问：“怎么顶级的文物专家说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筑，你们就硬说不是呢？”
　　
　　　 答：“专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
　　
　　　 问：“世界上不管哪一个文物局都在拼命保护文物，怎么你们这个文物局却见着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闪着华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问：“那张《乾隆京城全图》上明明标着赵家的院子，你们为什么说没有呢？”这位官员急促地走开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后说：小院的价值，或许还在小院之外。因为，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典型：一个判断是非的典型。一个解决“拆”与“保”争论的典型。一个代表千万座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典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典型。
　　
　　　 这个“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机的铁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国记者眼前。强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的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二老搬进在美国的侄子出钱购置的公寓楼不到一年半之后，又再次面临拆迁的命运，这次的理由是“CBD建设规划”。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区一个叫上庄镇的地方见到了两位老人，这里在颐和园西北20多公里处。他们最初那么执拗地坚持，还是不得不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赵老闭上眼睛，仰头叹息，几丝白发无力地掉了下来。“把真的古建筑拆掉，满大街建些假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强拆时，华新民正在法国，深夜，她写了这样几段话：
　　
　　　 “这里是巴黎的清晨5点，我知道北京那里正在强拆美术馆后街22号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为它寻求着侥幸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后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这大概是北京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为什么要下手拆掉呢？！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美好，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