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访谈：唤醒流动儿童心中的“白天鹅” - LEAD阳光

5月29日下午1点，清华大学内新清华学堂某嘉宾室，清瘦干练的杨澜风风火火走进来，一眼便看到带着打工子弟过来参加汇演的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立即热情地张开双臂，和她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在简单与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握手寒暄后，杨澜满脸笑容，一边接过冯团长的话茬，连说两个“值得”——“值得！人的成长，比什么都值得”，一边转身坐下，开始接受记者的采访。

当天，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阳光文化基金与中央芭蕾舞团联合举办的“阳光下成长——与芭蕾共舞”大型文艺演出举行，北京市两千多名流动儿童观看了中央芭蕾舞团、阳光文化基金会旗下“阳光少年艺术团”和“阳光艺术教室”公益项目的流动儿童共同表演的节目，与芭蕾共舞，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芭蕾、欣赏芭蕾艺术。

每个孩子，包括流动儿童的内心深处都有那种很尊贵、很美好的东西，艺术教育就是要让这些正能量有机会成长。这对他们的人格成长、情操陶冶会带来终身影响。

把艺术教育带给缺少机会的流动儿童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关注流动儿童这个特殊群体，关注他们的艺术教育？

杨澜：居住在大都市里的人常常会忽视，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流动儿童。北京就有30多万名流动儿童，你平时见过他们吗？很少！因为他们聚集在我们称之为“都市的村庄”的地方，譬如像石景山区、大兴区等区（县）的城乡接合部。他们虽然居住在北京，但是他们没有去过国家大剧院，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更没有去过城里孩子都去过的儿童剧场、木偶剧院。很多孩子甚至没出过他生活的街区。有一次我们的志愿者带着孩子进城参观，走的是中轴路，路过永定门，孩子们就高呼“哇，天安门”，路过前门，又喊“天安门”，只要见到一个古建筑，都认为是天安门。

这些孩子没有机会接触外界，也无从发现自己的兴趣，天赋也许就在萌芽中枯萎了。我们去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发现数学老师、语文老师，包括烧锅炉的都是同一个老师。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学习，流动儿童根本无法接受比较完整的教育。可能有些人说他们只要学学数理化就行，但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觉得，特别是在青春期和更早期的教育中，孩子整个身心发育应该是全面的。艺术教育是整个教育不可割裂的一部分，接受艺术教育应该是每个孩子应有的权利。

我们希望把艺术教育带给那些缺少机会的流动儿童，这不是唱歌跳舞那么简单，对他们的人格成长、情操陶冶会带来终身影响。要通过艺术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有权利享受艺术的，他们对人生的期待也大大拓宽了，这种好处远远大过他学到了多少书本知识。

记者：他们是不是对艺术教育非常渴求？

杨澜：其实，每个女孩子的心里都有一只白天鹅，每个男孩子的心里都有一个小王子，只是他没有机会站出来（表达、体现出来），你要给他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每个孩子，包括流动儿童的内心深处都有那种很尊贵、很美好的东西，艺术教育就是要让这些正能量有机会成长。

艺术教育，离流动儿童并不远。他也许唱歌会跑调，但是他快乐的时候，也会哼哼几句。2007年，“与芭蕾共舞”活动刚启动之初，有个男孩子，不善于与人沟通，言语不和就拳脚相加，连对老师都敢动手。可这样一个孩子，也想报名参加与中央芭蕾舞团的合作演出，老师没让他参与，说他没有团队精神，这下把他给惹急了，嘟囔着“怎么能够把我排除在外呢”。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有资格参加，他不仅刻苦训练，而且学会跟同寝室的伙伴搞好关系。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他对艺术表达的渴望。

流动家庭家长对活动都非常支持，争先恐后送孩子报名参加“阳光少年艺术团”。有一次，我们组织流动儿童到国家大剧院观看表演，看到孩子们坐上现代化、非常漂亮的大巴车，家长们都觉得特骄傲，逢人便说：“今天我家孩子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了。”

通过艺术教育，一是要告诉流动儿童，城市对他们不是封闭的，而是欢迎他们的；二是让他们在跟城市孩子交流时，至少能够有共同的话题。

学会了艺术，就学会了表达爱和安慰　　

记者：您从2007年开始关注流动儿童艺术教育，2010年还曾就此向全国政协提出提案，您能讲讲艺术教育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吗？　　

杨澜：我记得刚开始办“阳光少年艺术团”时，我跟孩子们接触，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用它来做什么？孩子们摇摇头，我问他们，你们怎么跟爸爸妈妈表达爱，他们说“抱抱”，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会唱歌、会跳舞、会乐器，就要用它来表达爱，向爸爸妈妈表达爱。艺术是情感表达的有效方式，学会艺术，就会多一种方式跟别人沟通，同时还可以得到内心安慰。我们的志愿者调查发现，流动家庭不仅物质比较匮乏，生活上缺乏安全感，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也非常匮乏。父母早上5点钟出去摆摊，晚上回来累得不行，亲子间缺乏有效的情感沟通。有个孩子父亲是拉板车、打零工的，父亲过生日时，在吉他班学会弹吉他的孩子给父亲弹了首生日快乐歌，这个男子汉立即泪流满面，他说：“从来没想过孩子会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感情，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情感交流。”　　

我常常想起另一个故事，特别难忘。2007年，首场与中央芭蕾舞团合作“与芭蕾共舞”结束后，参加演出的几个男孩，每人拿着一朵玫瑰花，像小绅士那样站在那里，齐刷刷递给我，让我受宠若惊，那种感觉非常美好。在这些孩子的生活中，用玫瑰花来表达感谢，不是他们的习惯，但如果他会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心情和爱意，那一定是跟过去不一样。我们组织孩子们观摩、学习芭蕾艺术，最重要的是想跟孩子们说——你是很尊贵的。　　

在“与芭蕾共舞”的过程中，无论是孩子观摩，还是他们亲自参加各种初级培训，其实是让孩子的自尊得到加强。芭蕾是挺拔、自尊的艺术，体现自尊、挺拔的心理姿态。芭蕾艺术告诉孩子们：我是美的、尊贵的、值得尊重和欣赏的。这样给孩子心灵上带来的成长，比他会不会跳那些高难度的动作要重要得多。如果他学会了艺术，他安慰心灵、表达自己的爱，就非常容易。　　

记者：这种艺术教育，对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有什么作用？　　

杨澜：这些流动儿童，成长很快，读完初中就可能进入社会。现在对他们进行艺术教育，等他们长大后，因为过去曾得到过一种非常平等、真诚的关怀和帮助，他们会有美好的回忆，对这个城市有亲切感。这对社会凝聚、认同非常重要，如果他们感觉是被排斥、被施舍的，那样的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　　

有一个阳光少年艺术团弹吉他的孩子，他原来的理想是当一名音乐家，去年初中毕业以后，像很多同龄人那样，加入了打工者大军，在北京一个餐厅做洗碗工，志愿者回访找到他，再次问他的理想是什么，他告诉志愿者，现在的理想是当一名大厨，还说：“我今后的厨艺肯定特别棒，而且我不用地沟油”。志愿者继续问他，花了这么多时间学吉他那不是白学了？他说：“没有啊，下班之后特别累了，我就自己弹弹吉他，这是一种休息方式。”而且因为会弹吉他，打工的小伙伴都跟他特别好。他还告诉志愿者：“以后我无论干什么，音乐都会永远陪伴我。音乐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我们通过艺术教育，一是要告诉流动儿童，城市对他们不是封闭的，而是欢迎他们的；二是让他们在跟城市孩子交流时，至少能够有共同的话题，说我也去看过我国最高级别芭蕾舞团的演出，这对他幼小的心灵而言，是一种非常美的展示、体验。　　

通过艺术教育，让他们把美作为人生的启蒙，让艺术成为他们一生的朋友，实现流动儿童的人格成长、社会融入。

不培养天才，让艺术成为孩子一生的朋友　　

记者：与其他群体的艺术教育相比，流动儿童的艺术教育有什么不同和特色呢？　　

杨澜：我们关注流动儿童的艺术教育，不是为了发掘一两个天才艺术少年，培养一两个朗朗，或者让孩子们学会一两个方面的技能，而是要通过艺术教育的渠道，让他们把美作为人生的启蒙，让艺术成为他们一生的朋友，实现流动儿童的人格成长、社会融入。　　

艺术教育首先是情感和心灵的教育，所以一定要基于更先进的教育观。也就是说，不要把孩子作为某种工具，只是教给他们某种谋生技能，而是要把他们看作可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应该从个体的发展机会去看待流动儿童的艺术教育。在艺术教育过程中，流动儿童受到了尊重，他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参与性得到体现并激发出来。通过艺术教育，我们要培养的是现代社会公民，而不是摇头摆尾、取悦观众的小演员。　　

你去看我们的孩子，他们都很大方、很朴实。我们不需要他们假模假样，我经常跟合唱团的老师说，我们不需要孩子们涂着红脸蛋、装腔作势，我们只想让他们很自由地表达。　　

记者：怎么做到让孩子自由自主地表达呢？　　

杨澜：待会演出，你会听到阳光少年艺术团的孩子们用法文、中文两种语言演唱“放牛班的春天”，其中，中文的歌词，是孩子们坐在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翻译出来的，这非常不容易，他们是有参与的。　　

现代艺术教育的理念，不是传统的、单向的、灌输式的艺术教育，而是更加开放、更具参与性，鼓励孩子们的主动性，以及他们是自己命运主人的这种拥有感。通过艺术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拥有全面发展的机会，自己想要去实现什么梦想，都是有可能的。这种理念的影响，可能会比他们学会唱几首歌、跳几支舞更重要。　　

记者：很多城市孩子被家长强制学习唱歌、跳舞，为了升学、考级，很功利也很痛苦，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身为母亲，您对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有更高的期望？　　

杨澜：没有，没有。我对自己的孩子，只是希望他能找到自己喜爱的艺术方式。儿子小的时候，我也强迫他学钢琴。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讨价还价，说：“妈妈，考完四级后，我能不能不学了，我实在是不喜欢。”我尊重他的意见，就不学了。后来，我发现，孩子有他自己的天性，他的喜好必须得到父母的尊重，我儿子画画很好，所以我就更多地鼓励他去看画展、画册。　　从这件事情，我得到的教训就是，家长和老师不能够这么想：只要是对孩子好的，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艺术教育的过程，也是家长尊重孩子，并且让孩子参与进来的过程。学习艺术，孩子有很多机会和那些生动、多元同时也很高贵的灵魂对话，他们学到的东西会很多。我儿子上高中后，曾经去做志愿者，教智障儿童学校的学生画画，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些智障的孩子，没法理解抽象的概念，比如说家庭，为了让他们理解，我儿子就把“家庭”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在一起吃饭”，让智障儿童把一家人吃饭的场景画出来，大家画得都特别棒，我儿子也特有成就感。他后来写总结论文时说：“我原来觉得是我在给予他们，后来才发现他们给予我的那种真诚的友谊，让我也非常受益。”　　作为一个民间的公益组织，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工作，应该跟现有教育服务体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重叠。

政府与公益组织相互补充，共同关爱流动儿童　　

记者：流动儿童在接受艺术教育、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涉及他们所接受的新文化与自有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澜：这涉及流动儿童艺术教育的具体操作问题，阳光文化基金，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校长们，以及歌路营的志愿者，对孩子们都非常平等，特别友善，非常尊重孩子的自主权利。　　

例如，歌路营志愿者在执行我们帮助流动儿童启发式的绘画教育项目时，孩子们最初画的图画都跟他们的老家有关，但是他们只能用最简单的线条和色彩来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后来他们有更多技能时，他们对家乡的描绘就更加绚丽、生动。我们的教学方法，不是说天一定是蓝色的（北京的天很多时候也不是蓝色的），太阳一定是红色的，而是让孩子看各种画，达利的画、印象派的画、抽象派的画，让孩子们天马行空地创作。你会发现，一个学期结束之后，孩子们画出来的画，都会让大人非常吃惊。他们的表达能力、创造能力，摆脱了以往呆板、教科书式、千篇一律的模式，打开了自由发挥的空间，所以这种平等、自主、自由理念的融入，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记者：您在国外呆了这么多年，从国际经验看，有没有专门针对弱势儿童、边缘青少年的音乐救助项目？　　

杨澜：美国有个做了30多年的“舞蹈教室”项目，针对大中城市贫民区的少年，做得非常成功。他们对所有接受过“舞蹈教室”艺术教育的孩子作了跟踪调查，发现跟同年龄、在类似生活环境成长起来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有机会得到更好的职业，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收入，以及更为稳定的家庭关系。他们研究发现，艺术教育对于整个人格发育以及各种能力，包括沟通能力、社交能力以及未来融入社会的竞争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巴西，也有专门针对贫民窟青少年的音乐计划，当中产生了一位天才，现在成为洛杉矶交响乐团的指挥。这位音乐家在接受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音乐让他进入美好、安全的空间。当他们放学之后，不跟街上的小帮派打架，而是到音乐世界体会莫扎特、贝多芬，体验人类灵魂的高尚和美好，他们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这些计划，都是在国际上相当成功的计划。艺术教育对于流动儿童的重要影响，是被一再证明了的。尽管国度不同，但人性是相通的，流动儿童的艺术教育是有一些规律可以相互借鉴的。

记者：这些音乐救助项目，包括您从事的工作，对引导我们全社会都来关爱流动儿童有什么启示吗？　　

杨澜：不要说这么大。作为一个民间的公益组织，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工作，应该跟现有教育服务体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重叠。所以，我们并没有进入具体的基础教育领域，对孩子们进行知识教育、技能教育，这些内容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已经有强有力的保障，我们只是做一些补充。流动儿童的艺术教育，以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可能是现有教育体系所忽略的，所以我们就专注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计划今年在北京、成都建16间阳光艺术教室，给每个打工子弟学校配备12万元的艺术硬软件和管理评估配套资金，形成标准化、可管理、可拓展的模式，就是想把这个模式完善之后，向前推进、向更多城市推广。（记者李凌俞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