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卖了一天草莓的张建党带着儿子在北京某派出所户籍大厅前接受拍照，警察的到来最终让拍摄不得不终止。记者匆忙摁了一下快门，失焦的画面看起来像许多非京籍考生的未来。中国周刊
记者／商华鸽 摄
张建党喘着粗气，把六七箱草莓搬下车。那双黑乎乎、裂着口的粗壮大手捏起一颗，递给《中国周刊》记者：“尝尝，无化肥无农药。”这些草莓，意味着儿子张图去美国读大学的学费。
一想到儿子的未来，这个身材略胖、头发乱糟糟的中年男人，便忍不住翘起嘴角。
因为户籍限制，张图无法在京高考。无奈之下，他将孩子送进国际班，准备出国留学。随后，具有美国国籍的前妻提供援助，儿子很快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
更奇妙的是，只要变成美国人，孩子又能在北京高考了——根据教育部政策，外国侨民享有直接参加北京高考的资格。
这出逆袭的喜剧，充满了黑色与荒诞。
京城求学记
儿子优异的成绩，曾是张建党坚持留在北京的原因。
张图今年高二，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简称实验中学）——一所北京市重点高中。他的成绩稳定在全校前30名左右，一度排到了西城区前50名。
“每年，实验中学能有七八十人考上清华北大，这还是往保守了说。”张建党自信，“凭孩子的水平，能稳进清华。”
可孩子不是北京户口，别说清华，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1995年，张建党的妻子从中国科技大学硕士毕业，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夫妻俩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第二年，儿子出生。1998年，妻子拿到全奖赴美留学，三年之后提出离婚。一番争夺后，张建党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此时，他在北京开了家铁艺厂，把父母接过来带年幼的张图。
对于这位单身父亲来说，儿子就是一切，他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幸福地成长。
最初一家人居住在昌平霍营的村子里。经济条件一好转，他马上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优越的亚运村中心幼儿园。幼升小的时候，张建党交了三万多的“捐资助学费”，把儿子送进了当地条件最好的小学。
“为此，学校还写了封表扬信，赞扬我的高尚行为。”他笑着回忆道，“北京的家长都不用花这笔钱。说白了，就是借读费。”
那时，户籍并不算是个大问题，“无非就是多花点钱”，他负担得起。
这样的心态，一直延续到孩子小学毕业。
三年级时，为能在小升初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张建党和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提前给孩子报了个“占坑班”（某些重点中学自办或合办的小学生学科培训班，意在选拔优秀生源升入本校初中）。他希望儿子能升入重点中学——北京八中。
张图也争气，一个课外班都没报，几年下来成绩拔尖儿，顺利通过八中的入学测验。面试时候，负责招生的老师对这个安静专注的男孩很满意，录取似乎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
但一听说“户口不在北京”，对方脸色一沉，语气立马就变了：“那你就别想了！”
张建党也急了：“我们可以多交点钱。”
对方一摆手：“不是钱的问题。你这属于没有学籍，将来升入高中部，也没法高考。”校方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老张第一次体会到了户籍的厉害。
本以为进八中是妥妥儿的，其他学校根本没考虑。眼看招生截止，他抓着孩子的简历和市级三好学生证书，四处乱投。
最后，赶上了北京市十三中分校最后一拨考试。因为考试几乎满分，张图被录取到实验班。“他们只有初中部，没有高考率的压力，中考能考高分就行。”老张解释道。
他告诉儿子：“没有户口，差点上不了好学校。以后，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儿子咬了咬嘴唇，没吱声。
中考那年，因为张建党再婚的妻子是京籍，属于9类非本市户口可报考情形中的一项，张图可以在北京借考。为办借考手续，老张先是拿到妻子户籍所在地居委会的证明，但因为级别不够，又去上级镇政府盖章。见对方还不太配合，他拿着教育部的文件磨唧半天才算了事。后来他得知，这个外来人口众多的镇，只有不到二十人拿到借考资格。
最终，孩子以2分优势，惊险地考进实验中学。他每天5点钟起，花一个半小时自己从昌平坐车到西单，晚上8点多钟回家，常常夜里两点还写不完作业。
后来，老张在西单的小旅馆里租了个地下室，供孩子一个人住，700块钱一个月。周围的邻居，以打工者居多，没有浴室，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屋子不到8平米，得侧着身子走动。
他也心疼孩子受苦。好在有个老乡，孩子也在实验中学读初中，租了个5000多的三居室，没事儿就让张图过去吃个饭洗个澡。
张建党一声苦笑：“老乡在发改委工作，孩子是共建生，早就给解决了北京户口。”
煎熬
艰难求学的过程中，父子俩受尽煎熬。
高一开学没多久，张图就在期中考试中拿了个年级第六。听说张图租住在地下室，同学们都很敬佩他。老张说：“儿子有天分，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外地人，心里有动力。”
从幼儿园到小学，张图都过着寄宿生活，早就习惯离开家的日子。
这位性格内向的男孩，皮肤黝黑，嘴边两抹淡淡的胡须，说话细声细语，总是慢悠悠的。他个头已经蹿到1米77，体重还不到100斤，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看书时，他总是伸着脖子贴着脸，眼睛眯成一条缝。
能拿到现在的学习成绩，也并非一帆风顺。五年前，他还得过一场“怪病”。
那时候，住校的张图在课间甚至课堂上，总是动不动就晕倒。但每次张建党心急火燎地赶过去，孩子一靠在自己身上，马上就恢复正常。
医生也没检查出什么病症，最后只是建议孩子要“多和家人在一起”。为此，张图六年级时走读了一年，才算好转。
升入初中，情况越发严重。有时候站着站着，突然就晕倒。一到上课，张图便觉得浑身不舒服，趴在桌子上睡觉，作业也不交，但一回家，他却跟个没事儿人似的。这些状况，他一直没告诉张建党。
期中考试的时候，他考了年级250多名，在初中尖子生的试验班里，这是倒数成绩。他一直瞒着家里，直到老师给张建党打了电话。
“这种表现，是典型的‘癔症（分离转换性障碍）’——由于生活事件、内心冲突、自我暗示等，引起的精神障碍。”焦急的老张查阅过不少医学资料，“起因不太确定，孩子支支吾吾告诉我，班上有个男生曾说过一句，他学习不好。”
那时候，一走进学校，这个内心敏感的男孩总会被诱发症状。“说不清楚，就是不想离开家去学校学习。”张图回忆道。
但儿子的“怪病”，很快就被老张治好了，方法有点简单粗暴。
“儿子，现在你分数这么低，我太失望了。接受现实吧——没有进步，咱们就直接退学。”从小到大，张图从没听过这样的狠话。
在父亲的要求下，他马上给班主任写了检讨承认错误。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背英语，父亲让儿子坐在腿上，看着他背。新概念英语3，一共50多篇长课文，几个月生生全背下来了。
张图默默接受了这一切，拼命追赶，能力被“压迫到了极限”。第二次考试，他就考入年级前三十。后来的统考，又拿到年级第四，西城区排名第36。
高一的时候，因为化学成绩次次拿年级第一，张图一度成为竞赛班9班同学的“眼中钉”——作为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竞赛的理科尖子班，化学第一的宝座竟拱手让给了别人。张图所在的6班班主任，每次开年级会都以此自豪。后来张图享有一项特权，可以去全封闭教学的9班旁听。在这里他交了几个好友，没事就一块下围棋，打打乒乓球。
可是，这个试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家庭，最终还是败给了户籍。
看着儿子的成绩单，张建党越来越发愁：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喊了多年， 却一直没动静。回老家，安徽已经一个亲戚都没有，北京的生意自己脱不开身，万一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张图不适应环境，再出状况怎么办？等政策，如果高三那年还不放开，孩子的前途就耽误了。
血淋淋的教训提醒老张，出国要趁早准备。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在孩子高三那年没等到政策，被形势逼着将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了个社区大学。
可这个父亲舍不得儿子离开，“孩子有上清华的水平，出国也没多大意义啊。”
惋惜、无奈、绝望以及愤怒，张建党只觉得五味杂陈。
别了，高考
一条新闻曾让老张感觉到一丝希望。
2010年4月份，在一群非京籍家长推动下，北京市教委发布消息，未来3至5年内，外来人口参加本市小升初将享受“同城待遇”，不再受户籍限制。
刚从小升初的磨难中走出来，他深知不易，也加入到这个自发的组织里。
在上街征集签名的过程中，老张特地叫上了儿子：“一是让他通过实践了解社会，二是让他明白，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张建党现在还留着那张照片：当时才初二的张图面对过往的路人，手里拿着签名单，呆呆地站在路边，一脸怯生生的表情。
后来，老张带着儿子参加了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讲述自己的遭遇。当被问到“如果短期内不能实现异地高考”时的打算，张图一脸茫然：“我也不知道。”这期节目被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截屏，发到了微博和论坛上，并有人宣称要“人肉出这个小崽子”、“好好修理修理他”。
这让张图感到很害怕。
高一时的一天，老张打算去教育部反映诉求，张图却不希望他再去，担心遇到危险。父子俩好一阵争吵，情急之下的张图冲着父亲喊道：“因为你，我已经失去了一次母亲，我不想再第二次失去家！”
听了这话，张建党沉默不语，难过了好久。
2012年底，北京市出台政策，未来3年将实施过渡政策，满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职、高职学校的考试。
之前，老张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儿子转到学校的国际班。那里的学生，要么家里早就做好了出国的准备，要么担心学习成绩上不了国内的一流大学，打算到国外镀金。张图是个例外，张建党咬了咬牙：“我们不想走，却生生被逼了出去。”
转班那天晚上，张建党发布了一条微博：“儿子最终还是去了国际班。心里满是不舍与遗憾。从此和中国高考告别了。9班的同学们，以后你们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再见，中国高考制度。”
逆袭
此前的努力化为泡影，一切又都重新开始。
张图的英语不是强项，为提升托福成绩，报了几个培训班。再加上报考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俗称“美国高考”，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的费用和差旅费，短短几个月已经花费了4万多块。
但这些还都算小钱。老张咨询过，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上一所普通大学的费用，至少也得七八十万。
说到这里，张建党又挠了挠本已乱糟糟的头发。
老张还有一套老房子，妻子不同意卖掉。再婚时，妻子有个大女儿，婚后两人又生了小女儿。供养三个孩子，还得应付日常花销，房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
两年前，他转行开了家草莓采摘园，生意刚刚开始有起色。除了周末接待观光客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要靠分布在北京的五六家草莓摊点儿。
“20块钱一盒，按利润1000元一天算，一个月3万，一年15万——草莓一年只有五个月能卖。加上手头的积蓄，差不多能凑一年20万的学费。”他算起账。
因为草莓的周期性，租不到摊位，他只得流动摆摊，时刻要提防城管抄摊儿——孩子的学费全指望这些草莓了。
张图也有着自己的烦恼。课程变了，不要求深度而是广度，他的特长没了用武之地，而班上的女生，英语成绩几乎都比他好。
2013年初，这对焦虑的父子迎来一个好消息。
得知孩子的处境，张建党的前妻从美国打来电话。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一个身份。”她告诉老张。前妻早已获得美国国籍，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研究所供职，再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帮儿子拿下美国绿卡。
3月底，她打电话告诉张建党：“因为张图已经年满16岁，移民局很可能直接给他美国公民身份（美国国籍），而不是绿卡了。”
绿卡只相当于美国的“永久居住证”。而美国公民身份，则可以享有如医疗、选举权等一切美国公民待遇，并可以为直系亲属和配偶申请移民。
根据美国法律，父亲或母亲一方拥有美国国籍，并在美国本土居留五年以上，其16岁至18岁之间的子女，必须独立申请入籍。
这意味着，张图得自己做出选择。
其实，没什么选择的。张建党建议儿子加入美国国籍，孩子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没过多久，各项手续已基本就绪。快的话，2013年8月份，张图就能获得身份。因为前妻也只能提供每年1万美元左右的学费，老张的经济压力并没有减小。唯一可能的好处是，如果在妻子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就读，学费会因本州子女而减半。
张图想申请一个好点的学校，比如加州伯克利分校、哈佛或斯坦福大学。这些学校学费高昂，张建党希望他能拿到半奖（减免部分学费），而他自己打算拿到全奖（包含学费和生活费），减轻家里的负担。
想到很快要到美国和自己的妈妈生活，17岁的他心情很复杂。
打记事儿起，奶奶一直向他灌输“你妈妈是坏人”的思想。年幼时，母亲回国探亲，想带他一块到安徽老家呆两天，张建党也希望母子俩能独处，张图哭闹着反对，甚至以脑袋撞墙的方式威胁。但别人逗他，让他说“我妈是坏蛋”的时候，他却死活都不开口。
他现在还记得母亲那时候的模样，比自己刚出生时的合照，皱纹多了，眼袋更明显了。
而美国在他印象里，是个汇聚了科技界高精尖人才、比较开放、具有包容性的移民国家。当然，也存在种族歧视问题。
现在他还知道，美国公民只要纳税到一定年限，便可自动享受迁徙地的社会福利待遇。被称作“美国高考”的SAT，每年可以考七次，考试内容全国统一，可在任意一个州参加考试。
在那里，不存在因为户籍产生的异地高考问题。
就在张建党父子选定了前途后，他们突然发现，张图可以在北京高考了。
为儿子办理出国手续时，张建党查阅了《教育部关于规范我国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规定，“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侨民”，可持《外侨居留证》直接报名参加中国高考。老张咨询了一下，这样的考生还可以享受10分的优惠政策。
张建党算了算：“孩子一放暑假就去美国，差不多两个月内能办下美国护照，再回来办个外侨居留证，刚好赶得上北京2014年高考报名。”
尽管已决定出国，张建党还是建议儿子，“一定要在北京高考一次”。
理由很简单——没参加过中国高考，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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