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18年陈独秀先生高喊：“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中国！”
如今将近100年的时间过去了，无论德先生如何，赛先生在中国肯定已经是家常便饭，无处不在且绝对不算什么新鲜事了。而且没了这位赛先生似乎还不成了，谁也不想再回到没有赛先生的时代。赛先生，也就是科学，不但可以让嫦娥二号围着月亮拍照片，而且我们身边所有的事情也离不开科学。比如想从北京去趟天津，哪怕是更近一点的地方廊坊，谁也不会想起带上点盘缠，烙上两斤糖饼，骑着毛驴去了，因为就算是骑着最烂的自行车，那也离不开科学。那些被大家追捧，把狗仔队累得半死的影视明星们，没有科学他们也别想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如今科学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最主流不过的主流文化，没有科学是无法想象的。
可是，谁要眼巴巴地瞅着一个大教授，提起科学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时，从神气活现的教授嘴里说出来的答案，估计全都是姓哥的（白尼），姓伽（利略）的，或者姓牛（顿）的，总之是一大堆外国姓氏外国名字，怎么就没有一个姓张姓王的中国人呢？这也许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里说的：“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而对李约瑟这个难题，人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些人可能会嘴一撇，脑袋仰得高高的，对此难题嗤之以鼻，理由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科学算什么？有些人则很可能会眼泪汪汪地讲出一段段悲伤的往事，听了以后马上会让人鼻子发酸。他们把这满腔怒火都发泄在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之上，视封建文化于不齿。不过有人和前面两种都不一样，他们觉得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那就让他过去吧，不必纠缠，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玩，那今后的世界不一定谁比谁强呢！只要2012年不是世界末日，那就看看到底谁玩得更好，玩的更牛，因为科学就是被一群对大自然充满好奇的人玩出来的。
李约瑟凭什么提出这么个大难题，把咱们的历史学家累得差点吐血？原来他还说了下面一段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在古代和中古代，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虽然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在十七世纪初叶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化在现代科学的大熔炉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问：中国人在这以后的各个时期里有些什么贡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末，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1]这里老李的意思是，中国人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是全世界最牛的，可就是因为“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以致后来能让嫦娥二号围着月亮拍照片的科学理论没出现在中国。
李约瑟说的没错，科学从孕育到出生，中国人是有过非常伟大的贡献的，尤其是在古老的时代，因为那时候科学就是一群满怀好奇心的人在玩，中国外国都一样。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也曾经有过许多非常惊人的理论和伟大的发现，而且他们的那些学问至今还在被我们研读甚至追捧。但为什么李约瑟先生要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只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呢？难道中国那些圣贤的伟大理论和科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回过头去找，回多久？回过去几千年。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史几乎都是从几条河沟子旁边开始的：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黄河。欧洲人玩的科学主要是来自前面的三条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也就是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家的古希腊人泰勒斯，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游历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在那里得到几何、代数还有天文等等真传，回到老家米利都玩出了理性思维，也就是后来的科学。
生活在另外两条河边的人当年在干啥？他们也在玩，现在通行世界的所谓阿拉伯数字就是来自印度，而中国人玩出来的印刷、造纸等，也为后来世界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贡献。
那中国和西方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就停在经验的阶段呢？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笨吗？不是的，是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玩的不一样。
啥叫玩的不一样呢？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或者叫文化人儿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所谓治国、平天下，为了能治国、平天下就必须玩修身、齐家。怎么才能修身齐家呢？修身齐家不用剪子不用刀，而是要面壁十年，苦读先贤的经典，还有诗文书法。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人儿就必须忘掉身边的世界，即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有一件事是他们最爱干的，那就是坐在书堆里玩“考据训诂”， 在中国古代文化人儿的心里，对古代圣贤的各种训诫或者玄妙理论做考据训诂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为此他们愿意贡献整个人生。(插图)
啥叫“考据训诂”呢？那是中国古代大约公元前3世纪左右开发出的一种学问——“训诂”学。什么叫训诂学呢，训诂学古时也叫做“汉学”或者“小学”，其实是一种治学的方法，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明白。根据作者的理解，训诂学起码从表面上看就是，研究古代圣贤们说的话里使用的词语的真实意义，以及这些词语来自哪个渊源典故，圣贤用词如何之精到巧妙等。比如明朝的大儒李贽对孔夫子《论语》里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解读：“倒‘鲜矣’二字在‘仁’上，便令人骨悚。圣人文字真能醒醉觉梦。”[2]李贽认为孔夫子把“鲜矣”二字放在“仁”字之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意思是孔夫子的话太有份量了，简直可以让喝醉了的人突然惊醒，正在做梦的人从床上蹦起来。
因为语言是随着时代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古代圣贤说的话里所用之辞，现代未必还是原来的意思。为此大家想尽办法，从各种书籍里找来旁证，考证这个字或词在圣贤时代是什么意思，来自哪个渊源典故，以证实圣贤说话的当代意义。成百上千年前古代圣贤们说的话，不训诂一下肯定不知道古人在说什么。
于是，2000年多年来考据训诂成了大多数学者宁愿花上一辈子时间去玩，去研究的大学问、大课题。古代掌握大量这些知识的大儒、大学士们解释和考证圣贤写某个字的渊源，可以查遍万卷古籍，洋洋洒洒地写上一篇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的《集注》或者《释要》。但是，对于圣贤为什么要写这些字，在写这些字之前，或者之时他们看到了什么，在想什么，也就是他们看到并描述的这些事情，背后所呈现出的思想和思维方法却没有多少研究。比如孔子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李贽没有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圣人说的话就是真理，一字值千金，除了他们使用过的那些玄妙词语值得推敲研究加以注释，并牢牢地背诵下来以外，他们的思想和思维方法是不必做任何解释和考证的。
考据训诂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如此重要，那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里爬出来的洋人是不是也玩考据训诂呢？古希腊也出现过很多伟大的圣贤，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后代的学者们研读这些伟大圣贤的著作肯定也需要做大量的考据训诂，否则先贤们几百上千年前说的啥根本搞不清楚。13世纪以前，在欧洲也曾经有过非常漫长的一段时光，大家对圣贤也都充满了敬畏，不敢有半点怀疑和怠慢。所以在13世纪以前，外国人和我们一样也在玩考据训诂。
不过，到了14、15世纪，情况开始变化了，有个叫哥白尼的人来了。哥白尼比前面说的李贽大54岁，生活的时代都是中国的大明朝，按岁数哥白尼是李贽爷爷辈的人。哥白尼没李贽学问大，只不过是个传教士，可他喜欢看星星，成天拿着一本《天文学大成》考据训诂。这本书是一千多年前古希腊一个圣贤级人物托勒密写的。《天文学大成》说的就是天上星星的事情，哥白尼除了拿着书考据训诂，夜里他还自己跑到阳台上去看星星，想用自己的观察对托勒密的说法有更清楚的认识。不过这一看出事了，他怎么看怎么觉得托勒密是搞错了，托勒密被哥白尼考据训诂出毛病来了。哥白尼突然发现，原来圣人的文字不是都能“醒醉觉梦”的。哥白尼写了一本书《天体运行论》，在书里他这样说：“托勒密利用400多年的观测，把天文学发展到几乎完美的境地，就惊人的技巧和勤奋来说，托勒密都远远超过他人。可是，我们察觉到，还有非常多的事实与他的体系应当得出的结论不相符，另外还发现了一些他所不知道的运动……。”[3]哥白尼在对托勒密这个大圣贤考据训诂的基础上玩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啥是脑筋急转弯？那就是批判的态度。批判不是否定圣贤，拿圣贤不当干粮了，而是在圣贤的基础上玩出新花样，所以哥白尼从托勒密的“地心说”玩出一个“日心说”。李约瑟老爷爷说的科学也从哥白尼玩的脑筋急转弯中产生了。
原来考据训诂加上脑筋急转弯，以批判的态度去训诂古代圣贤就可以玩出新东西。还有一个例子，中国的大儒和大学士们都很喜欢研究《易经》，中国解释《易经》的书很多。不过大家研究《易经》的兴趣点，往往是对阴阳八卦，和所谓“元亨利贞”这些字里包含的伦理德行或者玄妙的哲学意义充满了兴趣。两千年来，对这四个字所代表的道德意义之博大所作的考据训诂，也许可以集成一大堆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可两千多年来却没有人对《易经》的八卦中所包含的数学意义发生兴趣。在如此久远的时代，古人是怎么理解二进制这个数学问题的，中国没有人从数理的角度去考据训诂，17世纪却被一个德国佬莱布尼茨感觉到了。我们的学者没有玩脑筋急转弯，结果新东西被玩急转弯的老外给发现了。
那李约瑟说的，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让西方人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又都是啥呢？他说的就是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属于生产力的，关于柴米油盐的那些玩意儿，因为科学就是生产力。可这些事偏偏不是中国做学问的文化人儿玩出来的，因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是不在意这些柴米油盐问题的，他们基本是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所以那些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来的，关系柴米油盐的科学技术都是满手老茧的穷酸匠人玩出来的。这些满手老茧的匠人也许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读书人又看不起他们，所以他们虽然玩出了许多很牛的技术发明，比如让我们很骄傲的四大发明，可因为他们不识几个字，没有能力从他们的发明中发现科学规律。结果就是老李说的“只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和“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了。
说来说去，大家都是从古代的圣贤那里找东西玩，中国外国都一样。只不过中国的考据训诂一直没变，玩的套路几千年如一日，洋人从14，15世纪玩出一个脑筋急转弯，也就是用批判的态度去研究圣贤的说法。结果，我们没走出经验的层面，老外玩出了现在的所谓科学理论。
不过这种学究式的治学态度也不是中国人的独创，中世纪的欧洲也和中国差不多，学者们对圣人的思想也是不可以有半点怀疑的。这一点从历史书上就可以得到印证。不管是看世界通史还是中国通史，仔细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西方和中国都经历了差不多同样的历史阶段，要是从科学的角度可以分为：远古阶段、启蒙阶段（历史书上叫奴隶社会）、蒙昧阶段（这时候历史书上欧洲可能叫中世纪，中国统统叫封建社会）、科学发展阶段（中国叫近代），一直到现代。
西方人从启蒙阶段开始，接受了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启发，玩起了科学，也冒出来好多像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圣贤。不过他们玩到公元3世纪左右就歇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公元3世纪左右，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逐渐进入了蒙昧阶段（中世纪），啥科学理论，统统不让玩了！为什么不让玩呢？因为那时候欧洲被教皇管着，教皇拿着《圣经》告诉大家，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这是唯一的真理！做学问可以，那就要按照一套所谓经院哲学，老老实实地对《圣经》和圣贤们的学问考据训诂，没事别瞎琢磨。教皇不让大伙玩了，不但不让玩，谁要是胆敢违背上帝和圣贤们的教导，那肯定是抓进大牢，然后还可能锁在柱子上一把火给活活烧死。伽利略上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因为对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提出疑问，被老师赶出了教室。
不过欧洲尽管受到教皇严格的控制，经院哲学中多少埋藏下一些古希腊理性思维的种子，并且有人还在孜孜不倦地研读着。
过了大约1000年，也就是从13世纪开始，古希腊理性思维的种子像干枯了千年的莲子，渐渐苏醒了，一场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在欧洲悄然而至。文艺复兴不是把上帝赶走了，上帝仍然是所有欧洲人心中不可亵渎的精神支柱。不过那时的玩家们发现，上帝不是唯一的救世主，真正的救世主还包括我们自己。像哥白尼这样的玩家们，拿着《圣经》或者圣贤们的书除了考据训诂以外，还加上用自己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圣贤们的真理被这些玩家们来了一个一个的脑筋急转弯。不过一开始，这些玩家们并不受欢迎，他们都被看成是异端，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经病，不仅如此，赞成哥白尼观点的布鲁诺，还被教皇扔到火堆里给活活烧死了。是新知识的迅速传播帮助了玩家，他们的思想很快传向整个欧洲，逐渐被大众了解并开始接受。文艺复兴时期新知识的迅速传播是要好好感谢中国的玩家的，那时来自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为播撒这些玩家的思想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昂贵的羊皮卷被廉价的纸质书籍代替，知识如潮水般涌入欧洲的各个角落。于是，一个个把我们带进科学的玩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直到牛顿，从此欧洲逐渐走出蒙昧，奔向科学发展阶段，成为现代主流文化的科学也从此走向了全世界，直到今天。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启蒙阶段中国人也和欧洲人一样，由于对大自然无限的好奇，中国的玩家，包括我们的轩辕黄帝、伊尹、墨子、荀子、王充、张衡什么的，他们也玩出了很多令人叫绝的学问和技术发明，玩的比当时的古希腊古罗马一点都不逊色。而且那时的中国不仅仅有包罗万象的技术，也有深奥的哲学。春秋战国时期冒出来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在互相争辩着各自对宇宙和这个世界的看法。
接着在差不多的时候，中国也进入了蒙昧阶段（就是历史书上的封建社会）。这个阶段从秦始皇称帝开始，到汉朝的大皇帝汉武帝一声令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人也和欧洲一样不让玩了，诸子百家只剩下一个儒家，其他各家各找各妈，然后销声匿迹。中国的蒙昧阶段不是因为宗教的神学，而是所谓封建文化统治着。中国的封建文化和欧洲的神学一样不容易对付，欧洲人脑袋顶上有一个上帝，中国人脑袋上虽然没有上帝，但花样更多，什么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封建伦理一大堆的道道和规矩，比现在国际大公司IBM或者西门子的管理条例还多。那时候的中国人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另一个就是不必认识一个大字，老老实实的当农民，没事别去瞎琢磨，瞎玩。学而优则士的文化人儿们开始主要就是玩考据训诂，宋朝以后一直到明清时代，又有人玩出了宋明理学。这也没啥不好，可中国的文化人儿还讲究“两耳不闻窗外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个个小手粉嫩粉嫩的，无缚鸡之力。可是，李约瑟先生说的，玩出具有让西方人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的时代，也是在这个时代，只不过玩出那些科学知识的不是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儿，而是一个个两手长满老茧的粗人。
有一天洋人的上帝突然想起了中国。16世纪，大明朝的万历年间，几个洋和尚从广东爬上中国的海岸，他们来干啥？他们想把西洋人崇拜的上帝介绍给中国人。不过洋和尚在传教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把那时候欧洲人正在玩的科学也给带进来了。这就是被后来许多学者称为“西学东渐”或者“走出中世纪”的时代。洋人的玩意儿马上引起好多中国玩家的兴趣，这其中有徐光启、王徵等等。北京大栅栏的书摊上也出现了《几何原本》、《火攻挚要》、《远镜说》、《仪象志》、《穷理说》、《远西奇器图说》等等专门介绍数学、西洋火器、光学、力学和各种机械等当时科学技术知识的书。
那时候哥白尼先生刚刚去世，伽利略、开普勒等大玩家大科学家正玩得起劲儿，牛顿还没有出生，按说科学在中国和外国几乎是同步出现，在大明朝还没被努尔哈赤的八旗子弟拿下的时候，科学的曙光就要照耀中国了，可黎明的曙光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人儿还在玩考据训诂，还没人去琢磨脑筋急转弯，而宋明理学又从考据训诂把儒家的学问玩到了更加玄妙的境界。方以智是明末清初一位很有学问的大学者，他写了一本书《物理小识》，算是当时最有科学味道的一本书了。方老先生在书中对物质和运动的解释是：“一切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还有“星、月皆水体，水能摄物，故星、月摄日于体中而生光焉”[4]。而方以智写这些十分幼稚的科学理论的时候，开普勒已经计算出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规律，牛顿提出了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就算方以智在科学上不成熟，还比较幼稚，继续玩下去不就成熟了，不幼稚了？可还是没人玩。不光没人玩，皇帝老子觉得老子天下第一，洋人算啥，那时的中国人把外国人全都看做不值一提的蛮夷之人。皇帝就知道苏州杭州还有承德的避暑山庄好玩，从来也不出国旅游。西方人送来的什么望远镜、自鸣钟和越南人送来的猴子、狒狒、大象一样，都是糊弄妇人高兴的奇技淫巧。
可是没想到1840年出事儿了，人家几千个英国佬凭着几杆洋枪，把大清朝几十万八旗子弟给打得落花流水。这下皇帝老子醒过梦来了，原来外国人的奇技淫巧如此厉害，于是第二次西学东渐来了，洋务运动兴起（“洋务”开始叫做“夷务”）。不过洋务运动也不是让谁开始玩科学，他们是想赶快学点西方的技术，然后好对付西方人的所谓“以夷制夷”，并不是真的喜欢科学，想用科学的方法治理国家了。正如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里评论李鸿章所创洋务运动时说的那样：“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5]什么意思呢？就是李鸿章觉得洋务运动的任务就是只要把外国“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也就是外国洋枪洋炮的制造方法学会，洋务运动就圆满完成了，原因是“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也就是咱们中国的政教文物风俗是最牛的，根本不必做任何改变。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之梦彻底破碎了。
进入20世纪，中国终于发生了一场复兴，那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陈独秀说的赛先生潇洒进入中国。女人解放小脚、男人剪辫子；兴学堂、废科举，科学在中国开始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前半夜是中国的玩家们和科学迅速成长的时代，各路玩家开始大显身手，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家的许多伟大前辈，都是出于那个时代。可没想到的是，好景不长，接二连三的战争：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等，战火硝烟逐渐蔓延开来，一时间闹得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玩家们只顾仓惶逃命，哪里还有心情和时间去玩科学。
在20世纪50年代即将来临的前一年，1949年的10月1日，随着礼炮声的轰鸣，中国人终于从战火硝烟里钻出来，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中国。玩家们再见曙光，北大、清华又传出朗朗读书声，一个和古希腊的“缪塞昂”有一拼的“中关村”也在北京西郊建立起来。在后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玩家们，几乎是从无到有，把各个领域的科学基础建立并发展起来。
现在我们大家可以享受互联网、高清电视带来的愉悦；我们的科学家拥有高能粒子对撞机、培养出高产的水稻品种；我们的国家拥有长征火箭、嫦娥2号探月飞船；这一切都是要感谢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中，那些辛勤的、忘我的、贪玩的玩家们，没有他们，我们不会享受到今天幸福的生活，是他们把中国如今的科学大厦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的。在这些玩家里，不仅仅有钱学森、李四光，还有许多许多无名的玩家。今天当我们为中国那些骄人的成就而欢呼雀跃的时刻，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把中国带进科学的那些人，因为是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开创了中国各个领域的现代科学，他们是带领我们走在这条艰难路途上，迎接科学曙光的人。
这些曾经默默无闻，忘我工作的前辈们、玩家们，就像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星，照亮了我们今天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我们应该深深缅怀这些可敬可爱的玩家们，也许他们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要学习的明星。
今天科学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科学不但像探索黑洞、寻找外星生命、高能物理或者LHC（欧洲强子对撞机）那样是深奥的、神奇的、宏伟的事业，她又如同一个不厌其烦的阿姨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洗衣机、电视、互联网还有将会出现的物联网，这些平日的科学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如今很多所谓的核心理论和核心技术还不是属于中国的，不仅仅如此，大家甚至还觉得科学这件事就是来自西方。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作为science的科学确实来自西方，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Science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中国人曾经做出过非常重大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直到1949年以后，那些可敬可爱的玩家们，他们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几乎用尽自己所有的生命，穷极一生从无到有为我们建立并留下的科学大厦，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中国的科学与世界的距离还很远，但是有远古时代先祖们的贡献，有近代那些可敬的科学家为我们建立的基础，我们必须有真的勇气去赶超那个如今还属于西方的科学！
对于那几千年的古代，被我们记住的人很多，比如“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和“丧家狗”孔夫子，还有“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的屈原，“对酒当歌”的曹操，“壮怀激烈”的岳飞，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英，是英雄。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么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不是还有我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没有记住的，值得我们去记忆的人呢？
这本书就是希望让有志于此的年轻人、中年人抑或是老年人，用一种批判和反思的眼光去重温那段漫长的历史。
[1] （英）李约瑟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5
[2] 【明】李贽著 《四书评》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3] （波兰）哥白尼著 《天体运行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 杨小明 高策著 《明清科技史料丛考》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5] 梁启超著《李鸿章传》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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